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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軍裡面葉挺軍長和項英副軍長每天都是爭來爭去的，我就不明白了，項英通知到底是怎麼回事啊，既然中央任命了葉挺同志來擔任這個軍的軍長，他在擔心什麼啊，怎麼，他以為葉挺軍長會把這些人怎麼了麼，我不是小看項英同志，他的原則性強我知道，但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過於的堅持原則有用麼，也虧是葉挺同志在那裡當軍長呢，要是換成項英同志的話，我敢說就在江南那樣錯綜複雜的情況下面，新四軍估計早就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顧祝同能一天去找新四軍是個麻煩，所以我覺得中央得有一個明確的態度，不管怎麼樣，現在的情況他們兩個現在的情況是隻有一個人能待在新四軍了，要不然天天這樣的內鬥，早晚會出大事情的。”張心這個時候說出來的話可以說是讓周恩來更加的頭疼了。

說完之後張心就起身向周恩來告辭了，這個時候張心只能像上面提建議，而沒有決定權，但是張心只能做到這一點了。

因為這可以說這個延安那邊在抗戰中兩個在人事上面最大的錯誤了，可以說是直接的導致了左權的犧牲和皖南事變失敗的原因了，所以張心現在既然知道了這件事情，就不能不提前的向上面進言了。

說起來這兩件事情啊，張心心裡都有心痛的感覺，尤其是在左權的犧牲上面，因為當時左權在從黃埔軍校畢業以後到了蘇聯的伏龍芝軍事學院繼續的學習，當時王明也在蘇聯，而左權為人正直，從不主動的向王明靠攏，一九二八年的一天，左權和一些留蘇同志一起在宿舍吃了一頓中國飯，王明知道了，就說他們是“江浙同鄉會，有託派嫌疑”。自此左權就被戴上了“託派嫌疑”帽子，受到嚴格審查。左權一九三零年學成回國進入蘇區，而王明集團一九三一年在黨內取得了領導地位，他們把在蘇聯的舊賬帶回國內清算，左權成為當時蘇區肅反擴大化首當其衝的受害者，於一九三二年被撤消紅十五軍軍長兼政委之職，並被給予留黨察看的處分。此後雖經左權多次申訴，王明始終沒有撤消給他的處分。所以“託派”和留黨察看成為戴在左權頭上十多年的政治“緊箍咒”。一九三八年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王明見了彭德懷還大罵：“你的黨性哪裡去了？左權是託派，你們為什麼還讓他當參謀長”。

彭德懷曾經因為這件事情多次的上書中央，希望能夠撤銷中央對左權的處分，而且還請朱老總和中央建議，說左權雖然是副參謀長，但是由於參謀長葉劍英同志經常不在八路軍總部，左權實際擔負的是參謀長的責任，，僅此一點，從工作著想，也應該拿掉他頭上的“緊箍咒”。一九四一年的一個晚上，左權手拿剛收到的中共中央關於增強黨性的檔案，找到彭德懷，流著眼淚說：“王明在中央，我永遠也翻不了身”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左權再次寫信向黨申訴：“被託派誣陷一事，痛感為我黨的生活中的最大恥辱，實不甘心。……雖是曾一再向黨宣告，也無法為黨相信，故不能不忍受黨對我的處罰決定，在工作鬥爭中去表白自己。迄今已將十年了，不白之冤仍未洗去，我實無時不處於極端的痛苦過程之中……我可以以我全部政治生命向黨擔保，我是一個好的中國共產黨黨員……”此信由彭德懷用電報拍發給中央書記處。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十五日天亮，數萬名日軍精銳部隊將八路軍總部包圍於遼縣麻田以東的南艾鋪一帶。被圍的還有：野戰政治部、後勤部、北方局及其黨校、新華日報社等機關數千人。敵人很快發現了目標，敵機開始瘋狂俯衝掃射投彈，有同志中彈犧牲。“彭德懷”立即召開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