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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的再生產理論相似，在結構二重性理論中，社會系統的部分結構性特徵被看作重複實踐活動時空伸延的組織體系，概括為“定位實踐”的關係。行動者的位置代表著某種社會身份，“一種社會定位需要在某個社會關係網中指定一個人的確切‘身份’，這一身份成了某種‘類別’，伴有一系列特定的規範約束。”安東尼·吉登斯：《社會的構成》，三聯書店，1998，第161頁。共同在場的社會特徵以身體的空間性為基礎，同時面向他人及經驗中的自我，頗似戈夫曼角色理論中作為“‘集體表象’和獨立事實”的“前臺”。戈夫曼：《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現》，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第27頁。社會總體再生產中包含的最根深蒂固的結構性特徵稱作“結構性原則”；而時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實踐活動稱作“制度”。安東尼·吉登斯，同前引書，第80頁。它標示的不是靜態的社會組織的形式，而是指由某一個團體的絕大多數成員進行或認可的處於動態之中的實踐活動（參見包亞明主編《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第298頁）。

休閒行動是個體行動流的一部分，從而帶有不同時間向度序列特徵的“流”構成了制度化趨勢及社會系統再生產中的結構化特徵：作為日常重複性的生活實踐活動，它構成了日常接觸的例行性特徵，並透過不斷的重複逐漸形成休閒行動的區域化特徵；而從“生存時段”這個時間流角度來說，個體的休閒選擇得以與各自的生命歷程籌劃及地位角色定位相聯結；將時間的內涵進一步拓展開去，伸延到結構化的虛擬性秩序層次，即從制度性時間的角度，我們便可以捕捉到群體休閒行動的選擇取向在社會總體發展脈絡中的結構化特徵。因此，這一理論對我們超越傳統的客觀社會結構劃分，從階級發展趨勢的角度把握中產階層休閒問題大有裨益。

生活政治的興起與“新中間分眾”

今天，西方的消費社會被視為一個沒有固定身份團體的社會，個人的休閒選擇也超越了傳統語境中的空閒、休整概念，而演變為自我證明的生命體驗。不僅如此，“政府和社團的介入將使休閒活動上升為一種改變人類本性的途徑”，傑弗瑞·戈比：《21世紀的休閒與休閒服務》，雲南人民出版社，2000，第71頁。吉登斯的關注人類自我實現的“生活政治”概念也與此相通。參見安東尼·吉登斯《現代性與自我認同》，三聯書店，1998。鮑曼同樣認為，社會身份的確定性已被現代性以強制和必需的自決權所取代，人在社會中的位置，即他的社會定義，已不再是擁有狀態，而是成了存在狀態。人在社會中的位置不再是外來的禮物。（正如讓…保羅·薩特的著名評斷：生來就是一箇中產階層的人是不夠的——必須一生都是一箇中產階層的人。）齊格蒙特·鮑曼：《個體化社會》，三聯書店，2002，第182頁。休閒因此成為“追求感覺的人”的“自我有組織的策略”，　同上引書，第310、257頁。開始取代涂爾幹時代社會分工基礎上的功能組織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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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中產階層的休閒邏輯（4）

日本社會學家今田高俊則從“地位政見”向“質量政見”轉變的角度論述了後現代社會階層屬性的變遷。他運用日本的例項，分析了中產階層內涵的演變，並創造出“新中間分眾”概念。所謂“中間分眾”，是指那些在擁有層面上具有大眾取向，而在存在層面上卻排斥大眾取向的中間階級，今田高俊編《ポストモダン時代の社會階層》，《日本の階層システム5　社會階層のポストモダン》，枺�┐笱С靄婊幔�2000，第26頁。這是一個與日本經濟高速發展期的“新中間大眾”相對的概念。“新中間大眾”的提出者村上泰亮用以指代已經實現基本富裕的日本社會里在生活方式、意識形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