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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自己忍痛做出了“萬萬有所不可”的決定。李讀罷後回信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掛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梁啟超接到妻子的來信後，急忙覆信，讓妻子不要告訴梁父此事，並再三向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決絕，以妹視之”。信中說：“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累我捱罵矣；即不捱罵，亦累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眾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家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也有說法稱梁啟超原本想娶何蕙珍為妾，但何以任公使君有婦，文明國不許重婚為由，婉言拒絕。

梁啟超對何蕙珍，完全做到了發乎情，止乎禮，但即使如此，梁啟超也曾被其師康有為斥責為“荒淫無道”。

梁啟超任袁世凱政府司法總長時，何蕙珍曾來到北京，向他表示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啟超只在總長的客廳裡設宴招待了何蕙珍，對於何的告白，婉轉拒絕。何蕙珍失望而返。李蕙仙病逝後，何蕙珍再次到北京看望梁，但梁啟超仍然婉拒。對於梁的做法，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很是氣惱，恨梁薄情，說梁“連一頓飯也不留她”。

梁啟超曾想將何蕙珍介紹給中年喪偶的同門師弟麥孟華，但何蕙珍以恪守獨身主義終生不嫁為由，婉言謝絕。

據馮自由的《革命逸史》記載，李蕙仙與梁啟超結婚時，帶來兩名陪嫁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她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家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王成為梁啟超的側室。

梁啟超從不張揚自己有妾一事，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1924年，李蕙仙病重，王桂荃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產時，梁啟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才第一次用“小妾”稱呼王桂荃。

王桂荃對孩子們很是疼愛，梁啟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蕙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在王桂荃樸實無華的教育下，梁啟超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湧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均於1948年當選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火箭控制系統專家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

“文革”後，梁家的子女們在梁啟超與李蕙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樑之材的平凡母親王桂荃。

【風雅】

梁啟超13歲時，在廣州越秀山三君祠見到陶濬宣用魏體楷書寫的一副楹聯後，久久不願離去。從此，他對書法藝術產生濃厚興趣，常以書法臨池為日課，專心學習書法。

1897年，梁啟超應邀到湖南長沙的時務學堂做中文總教習，譚嗣同將自己“二十年刎頸交”——唐才常介紹與梁啟超相識，二人相見恨晚。唐才常以菊花硯相贈，譚嗣同為此硯題銘曰：“空花了無真實相，用造莂偈起眾信。任公之研佛塵贈，兩君石交我作證。”適時，湖南學政江標去職離湘的前一日到梁啟超住所辭行，見硯與銘，欣然連夜刻成。此菊花硯成為凝聚維新四志士深情厚誼的歷史見證。

後譚嗣同喋血於戊戌變法，唐才常就義於“武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