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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15日出版的《世紀評論》第一卷七期刊發出來，“不到半天時間，這一期《世紀評論》在上海市面上就見不到了。這並不是說《世紀評論》的發行量空前地突然增加，而是一定有人從報販手裡全部收買去了。我立刻到《大公報》館找到經理胡霖，把我自己手裡的一份登有傅斯年文章的《世紀評論》給他看。我告訴他說這一期在市面上誰也買不到了，問他能否在《大公報》上發表，他立刻同意了。就在第二天早晨，這篇文章在《大公報》上發表了。”

《這個樣子的宋子文非走開不可》刊發後，震驚朝野。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曾記載說，成舍我主辦的《世界日報》當日甚至用了“傅斯年要革命”的聳人標題加以渲染。

傅斯年的文章發表後，國民政府監察院決定派員徹底清查黃金風潮釀成的嚴重後果與責任者。傅斯年再次在《觀察》雜誌中發表了《論豪門資本之必須剷除》，文中更加詳盡確實地歷數了孔、宋的惡行與各自作惡的不同，並謂孔宋二人雖皆為介公之“老二”，是胯下的“雙扇活寶貝”，然而卻又是對頭。傅斯年說宋子文，“他的作風是極其蠻橫，把天下人分為二類，非奴才即敵人。這還不必多說，問題最重要的，在他的無限制的極狂蠻的支配欲，用他這支配欲，弄得天下一切事將來都不能知道公的私的了”。傅斯年還說，宋子文著實是一百年不遇的怪物，作為顯赫的宋氏家族的長子，曾在哈佛大學接受了最先進的文化教育，“思想，說話，和寫字時都喜歡用英文而不喜歡用中文”，唯獨對權力和財富的貪婪是中國式的，“在今天宋氏這樣失敗之下，他必須走開，以謝國人。”

在《觀察》發表傅斯年文章的當天，宋子文在巨大輿論壓力下提出辭職，至此，孔祥熙、宋子文兩位皇親國戚均因傅斯年炮轟而倒臺。有人在報刊撰文稱讚傅斯年：“在最近的十年來他內心已焚燒著正義之火，逼他走出學術之宮，要分一部分精神來顧問國事。他的話，是代表千萬人民的隱泣和怒吼！他的話，也寄託著對祖國的復興和再生！”

1945年5月抗戰勝利前夕，蔣夢麟在美國考察教育。任國民黨政府行政院長的宋子文想拉蔣夢麟出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夢麟在夫人陶曾谷的鼓動下，欣然同意，但沒有辭去北大校長、西南聯大常委一職。在重慶的傅斯年對蔣夢麟出任秘書長一事頗為氣憤，曾勸蔣應辭去北大校長之職。據1945年6月30日傅斯年給鄭天挺的信中寫道：“先與孟鄰（蔣夢麟號孟鄰）先生談，初談大吵大鬧，真可入電影。第二天他來了，說我們用意極善，極可感。請（胡）適之先生擔任（北大校長），在他無問題。孟鄰此一態度，至可佩也……”

7月8日，蔣夢麟給鄭天挺的信中也談及此事，其中道：“弟決去職系採孟真之建議，蓋當時尚未聞有公然之攻擊。孟真來行政院，彼一啟口，弟便怒罵之，彼亦怒目相報。孟真去後，弟便深感其言之忠直。越日趨車還謁，告以其偏見中有真理，真理中有偏見，決採其意見而感謝之。厥後，愈思而愈感其忠誠。”事後，蔣、傅二人友好如初。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

1948年，國民黨越來越腐敗，傅斯年在公開場合竟大罵國民黨政府已是大糞。

【恩怨】

傅斯年在北大辦《新潮》時，曾得到過魯迅的支援，並有過書信往來。當時傅以北大學生兼《新潮》主編的身份寫信於魯，徵求意見並請其指教。後來，傅斯年與魯迅同在中山大學任教，二人相處甚好。但日後因顧頡剛，二人鬧翻。

傅斯年在中山大學，想聘請好友顧頡剛來中山大學任教。魯迅一聽傅讓顧頡剛來中大，頓時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道：“鼻（顧頡剛）來，我就走！”傅斯年脾氣也上來了，索性不再理會魯迅，將顧頡剛請到中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