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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建成，他在英斂之家中住了好幾個月。在此期間，傅斯年竟然與比他大三十多歲的英斂之成了忘年交。英斂之的兒子英千里在回憶傅斯年時曾經寫道：“住在我家的時候，我同他並不很親密，因為在我一個九歲的頑皮孩子的眼裡，看這位十四歲的傅大哥是個魁偉而莊嚴的‘大人’。他每天下了學除了溫習功課外，就陪著先父談論一些中外時局或經史文章，絕不肯同我這‘小豆子’玩耍或淘氣，所以我對他只有‘敬而畏之’的心理，雖然經過了四十年，我還沒有完全撇掉。”

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傅斯年的畢業考試成績錄於此：

西洋史93分、經濟85分、心理94分，英文作文94分，論理96分，英文古文98分、法學通論80分，英文文學98分，德文文法讀本97分、文章學99分、地理100分、歷史99分、文字學85分、倫理95分、拉丁文70分、操行100、曠課扣分減3分，總計1482分，總平均92。6分，實得94。6分。

傅斯年進入北大文科就讀是受當時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影響，而當時北大文科多為章太炎的門生弟子所把持。傅斯年在同學中出類拔萃，頗得黃侃、陳漢章、劉師培諸師的器重和栽培，他們期望這位學生日後繼承章氏學派的衣缽。周圍的同學對付斯年亦刮目相看，畏而遠之，有的同學竟稱他為“孔子以後的第一人”。據毛子水回憶：“在我看起來，他那時的志願，實在是要通當時所謂‘國學’的全體；惟以語言文字為讀一切書的門徑，所以託身中國文學系。當時北京大學文史科學生讀書的風氣，受章太炎先生學說的影響很大。傅先生最初亦是崇信章氏的一人，終因資性卓犖，不久就衝出章氏的樊籠；到後來提到章氏，有時不免有輕蔑的語氣。與其說是辜負啟蒙的恩德，毋寧說這是因為對於那種學派用力較深，所以對那種學派的弊病也看得清楚些，遂至憎惡也較深。”

黃侃在北大任教時，慕其名，從其學者甚多，黃門弟子被人稱為“黃門侍郎”。傅斯年在結識胡適之前，曾為“黃門侍郎”中的健將之一。

1919年秋季，山東省教育廳招考本省籍官費留學生，傅斯年以全省第二名的優異成績入選。但為了讓自己的親信能出國留學，當權者以傅是五四運動中的“激烈分子，不是循規蹈矩的學生”、“兇惡多端的學生示威活動的頭頭”、“打砸搶燒的危險激進分子”等為由，拒絕錄取。山東省教育廳一位叫陳雪南的科長，力排眾議、挺身而出為傅斯年爭取名額，並言道：“如果成績這麼優越的學生，都不讓他留學，還辦什麼教育！”此後一批具有文化良知的官員也藉機出面為傅斯年出頭。最終當權者出於各種考慮，終於作出讓步，把傅氏列入官費留學生名單。傅斯年得此喜訊，當場喊了一聲“我的娘！”差點昏厥過去。

1924年，趙元任夫婦到柏林，認識了傅斯年。趙元任發現，當時的中國留學生雖來自全國各地，但差不多都說國音的陰、陽、上、去四聲，只有傅斯年仍然是“閃董料秤”（山東聊城）口音。趙元任和他聊天，才知道他並不是不會說北京話，而是不屑說。原來，傅斯年到北京讀大學，全家都搬到北京去居住。當時他們僱的傭人都是北京當地人。傅斯年入學不久就學了一口北京話，家裡人聽他改的滿口京腔，就嘲笑他說：“你怎麼說起老媽子的話來了？”他們的一笑把傅斯年的北京話笑回去了，把他的“閃董料秤”話又笑回來了。

傅斯年曾在《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