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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班主任》（2）

《班主任》能夠在當時產生如此巨大的影響，決不是偶然的。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也就是“*”後期），中國社會已經走到新的歷史拐點。由於複雜的歷史原因，中國的文化激進主義經過幾十年的發展，負面不斷地膨脹，到“*”時期，已異化為反人性、反人道、反文明的法西斯文化專制主義，合理的內涵至此喪失殆盡，終於走向自己的反面。1976年9月以毛澤東逝世為契機，黨中央一舉粉碎“四人幫”，舉國上下一片沸騰，共同慶祝，正是最好的表徵。國家的意志，民眾的願望，知識分子的心聲，此時形成合力，如此的盛況可謂千載難逢。然而，歷史的進步不可能一蹴而就，長期形成的觀念和思維慣性也不是一下子就能改變。其時，“四人幫”雖已粉碎，兩個“凡是”依然禁錮著人的頭腦。當時“思想解放”派與“兩個凡是”派正在較量，處於對峙的狀態。在這種形勢下，迫切需要另一種力量出來打破這種僵局。在風雷激盪的中國現代歷史上，文學經常充當政治的馬前卒，小說首當其衝，《班主任》的出現，正好應合了這種需要。

從文學的角度看，《班主任》亦有特殊的意義。隨著“四人幫”倒臺，揭批“四人幫”的作品就大量湧現，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些作品無論思維方式還是結構模式，與此前批“走資派”的幫八股沒有什麼兩樣。其情形正如馮牧描述的那樣：“一個時期內，我們看夠了幫風幫氣的作品，這真是一種苦難，本以為粉碎‘四人幫’後，不很長時間，就可以肅清流毒，打掉這些幫風幫氣幫文了。事實並非如此。在此相當時期內，我們還不得不在批判陰謀文藝之後，又要與一種我把它叫作‘轉移文藝’的東西作鬥爭。”（《打破精神枷鎖，走上創作的康莊大道》，《文學評論》1978年第5期）馮牧所說的“轉移文藝”，就是那種換湯不換藥的風派文藝，即昨天還在批“走資派”，今天就以同樣的方式批“四人幫”，還有那種冥頑不化的“主題先行”的現代八股。正是這樣的背景，為《班主任》的脫穎而出作了鋪墊。

依今天的眼光看，《班主任》未脫概念化、公式化的窠臼，甚至令人無法卒讀，在當時卻讓人有石破天驚之感，因為它首次公開衝破僵化機械、千篇一律的“*”文學模式，開始面對真實的生活，朦朧中演繹了中斷已久的現代性啟蒙的主題，肯定了知識與理性的價值。事實上，這是劉心武決心告別“假門假事”的“*”文學模式，“動真格兒”寫出的第一篇小說，對他的文學生涯有著特殊的意義，正如他自白的那樣：“《班主任》是我摒棄‘四人幫’‘主題先行’、‘路線出發’那一套‘幫規’‘幫法’以後，思想初步解放，敢於正視現實，從我所熟悉的生活、人物、事件出發，經過對創作素材的反覆深入，甚至可以說是艱苦的分析、琢磨、剪裁，最後形成較成熟的構思，又在提筆後隨著感情的奔騰，而儘可能往深裡開掘，最後又幾經修改，才終於定稿。”這段話展示了劉心武掙脫“*”寫作模式的艱難過程，很是耐人尋味。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要擺脫一種長期形成的寫作積習談何容易，甚至從劉心武的這番話語中，依然可以嗅出“主題先行”的味道。事實上，從大的框架看，《班主任》的寫作並未跳出“主題先行”的掌心。然而，堅冰已經打破，航道已經開通，儘管只是淺層次，《班主任》開始直面現實生活，並且觸及嚴峻的問題——革命下一代的精神創傷問題。惟其如此，它才能超越那些氾濫成災的“轉移文學”，成為“新時期文學”的開山之作。

1977《班主任》（3）

然而，劉心武畢竟不是時代的先覺者、超越者，而是一位與時俱進、得風氣之先、勤奮高產的作家。比起同時期的“地下文學”所達到的思想深度，《班主任》不能不顯得相當膚淺和曖昧。這表現在作者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