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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廣場或政治集會上流傳的故事，感到放鬆的快樂。

頭幾個星期的生活模式持續了若干年。他出入牛津，出入不同的角色：一會兒是顯赫的祖父和顯赫的叔叔的不成器的親戚，一會兒是油頭粉面的公子哥兒，一會兒是不修邊幅的落魄文人，但永遠是“詩人”，永遠是“酒鬼”。

看見他喝酒的人其實不多，但人人看見他一副酗酒的樣子。他把喝酒的原因歸諸失戀或者戰爭中受傷，小題大做。喝酒、蓄鬚，無非藉以說明，他個子雖未長高，人卻已從孩子長成男子漢。喝酒更說明他有難言之隱，有迄今未能完全恢復的失意。

戴著斯通幫他揚名的“詩人”桂冠，福克納繼續讀書、聽人閒談、繪畫、寫作。

雖然寫作尚未成為生存目的，如日後那樣成為“每天起床後有事可做”、使他從病態和恐懼中解脫出來的生活必需，但正在成為探索的重要形式，成為長期自學的新階段。他後來把所有的小說都同自己掛上鉤：“我是一遍又一遍地講述同一則故事，這故事就是我和人世間。”戰後幾年，他用詩歌來表現對自我和人世間的關注。在菲爾的鼓勵下，不僅讀葉芝和其他現代派，還讀19 世紀末和20 世紀初的法國詩歌。邊讀邊改寫、翻譯和創作。1919 年春和初夏，埃斯特爾歸寧前，他越寫越勤快，幾個月裡便寫成一首八音節對句式長詩的好幾稿，《大理石牧神》成為他的第一部著作，雖然直到1924年12 月才出版。第一首發表的詩篇《牧神午後》也是這幾個月的產品，登在《新共和》雜誌上。

事有湊巧，埃斯特爾歸寧來牛津，正好分享他的成功。她從6　月住到9　月，探望孃家人，炫示她的頭生女兒維多利亞。她丈夫留在檀香山沒來，所以她可以同福克納成小時地廝守在一起。福克納雖然餘恨未消，但仍然為她寫作。他作詩的第一階段正好同埃斯特爾1919 年的歸寧相吻合，第二階段創作了一些題為《春日憧憬》的詩歌，又同1921 年埃斯特爾第二次歸寧相吻合。

第一次歸寧離去時，他送她一冊自己閱讀用的斯溫伯恩詩集，題辭纏綿悱惻，使她不得不撕去，才敢帶回檀香山。第二次歸寧離去時，他把自己的詩作裝訂成冊相贈。

許多年後，福克納改行寫小說。菲爾·斯通說，“他最初未必想當詩人，倒是我要他當詩人。”斯通最賞識、施予最大影響的也的確是福克納身上的詩人氣質，並且完全可以保持福克納對詩歌的專注。福克納從事散文寫作是從擺脫斯通的影響開始的。但是，他繼續作詩是出於對自己同埃斯特爾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不是出於斯通的督促。他一直把自己想象成一個為女人寫作的男人。1925 年4　月終於改行寫小說之際，他在《兩面派》雜誌上發表文章，聲稱寫詩是“為了便於調情”，而且說女人最難防守這一著，因為她們不是“為藝術而對藝術感興趣”，她們是“為人而對藝術”感興趣。《古老而新生的詩篇：《朝聖之旅》作為早期成就的總結，價值不大，但至少有一點，足以說明福克納對自己與埃斯特爾的關係的看法已經流於俗套。這一變化在1919 年的詩歌中早有流露。在《牧神午後》中，詩人踉在心上人身後，穿過“唱歌的樹林”，讚美她“富有挑逗性的……雙膝”，看她轉身像跳舞，最後兩人“手挽手散步”。雖然油然升起一股“莫名的願望”，想去一個更深夜靜而意興正濃的中午之境，直到這股莫名的願望消逝，才突然“傳來一下猶如深沉的鐘鳴，他倆翩然起舞。”在《大理石牧神》中，詩人表現了更大的不滿。他是“一個夢的囚犯”，他歌唱、反抗命運的枷鎖。按他的心願，他一半是浪漫的戀人，一半是牧神的門生；實際上，他是一個遲遲得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