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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這樣的軍閥混戰。他楊瀚之如果選擇聯省自治，眼下正當其時。”

聽了楊度的回答，梁啟超竟然不自覺的點了點頭。

對後世的很多中國人來說，他們光知道“中央集權”，對於“聯省自治”這個詞一直相當陌生，而他們不知道的是，這個國家制度因為與**領袖的“北伐統一”路線存在尖銳衝突，一度被簡單粗暴地冠以“地方軍閥粉飾其割據陰謀的遮羞布”的標籤，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永世不得翻身。

而事實上，中國人有這種“聯邦制”的國家理想，由來已久，非止一日。在辛亥**成功，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後，曾明確表示：“美利堅合眾國之制，當為吾國他日之模範。”在袁世凱以大總統身份統一南北後，進步黨人掌控輿論，高舉中央集權的旗幟；**黨人憂懼袁世凱實施**統治，遂在“臨時約法”中沒有對中央政府與各級省政府之間的關係作任何具體的規定，“二次**”期間，更是明確的倡議國家應改行聯邦制。在袁世凱解散國會後，進步黨人也轉而開始鼓吹擴大各省自治權。在民國建立後，聯邦制的國家理想已經在中國的知識分子當中頗有影響力，如章士釗即屢言“吾國之各省儘可邦而聯之，而無礙於國家之統一”。

自辛亥**以來，聯邦自治論已經成為中國知識界最為流行的政治思潮之一。袁世凱稱帝后，聯邦自治論一度沉寂，此後**黨人在日本人的支援下捲土重來，在南方舉旗反袁，明確表示建立的也是中央集權制的共和國。由共和到帝制讓人們看到了過度中央集權的危險，而“弘憲帝國”覆滅後出現的軍閥混戰危險，更將聯邦自治論推上了前所未有的**。

在地方中小軍閥層面，大大小小的軍頭們希望依靠“自治”，能夠將北洋系大軍閥的“武力統一”擋在省門之外；在民眾層面，希望依靠“自治”，結束國家持續動盪帶來的災難和軍閥混戰的危險；在知識分子層面，上層救國路線已經走了多年，一無所成，反而有造成天下大亂局面的危險，中國的知識分子希望依靠“自治”，嘗試著去走另一條中層救國路線。…；

作為一個對中國政治現狀有著深刻理解的優秀政治家，楊度當然清楚這當中的利弊。

“國會重開在即，他段芝泉卻出了這麼一招昏棋，只怕要有好果子吃了。”楊度說道。

“國會重開，皙子怎麼看？”梁啟超聽到楊度提到國會重開的事，立刻問道。

“國會開不開，對我來說，已經沒有意義了。”楊度看著梁啟超，笑了笑，說道，“倒是你梁任公可以大顯一番身手了。”

梁啟超聽出了楊度話裡的諷刺之意，他只是笑了笑，沒有說什麼，但他的眼中，卻不由自主的閃過一絲得意和自信之色。

他沒有告訴楊度，國會之所以能夠重開，和他的研究系和段祺瑞之間的合作，是有著很大的關係的。

段祺瑞雖然是軍人出身，但也知道文人的重要，而且段祺瑞留學德國，對西方的代議制也甚是推崇。段祺瑞也希望能夠在中國推行代議制，因此在很早以前，就和梁啟超、湯化龍為首的研究系展開了密切的合作。

研究系的前身，是進步黨，在民元國會時，進步黨是除了國民黨之外的第二大黨，是從晚清時期的立憲派發展而來，在各地頗有根基。袁世凱復闢帝制失敗身亡後，梁啟超以他的生花妙筆，在引導輿論方面，給了段祺瑞以很大的支援，甚至於連他自己的老師康有為都罵到了。在段祺瑞上臺後，研究系和段祺瑞的合作可以說進入了蜜月期。在段祺瑞“平亂”期間成立的臨時參議院，就是在研究系的支援下建立起來的，段祺瑞重開國會的意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