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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被徹底扼殺了，取而代之的是沒有自由、沒有民主、沒有法治的****暴*可憐的周先生，在中華民國享盡榮華和自由的周先生，為消滅中華民國、建立中華黨國立下汗馬功勞的周先生，從此再也不能享受出版自由和言論自由了，也許只能躲到中華黨國不能管轄的租界裡去行使這些民眾本來已經享有的權利去了。”

“周先生的謊言是墨寫的，許謙、黎壽昌的謊言則是用劉蘭珍、楊德筠等愛國學生以及若干兒童的血寫成的但是，無論是墨寫的謊言還是血寫的謊言，都掩蓋不了一個鐵打的事實，就是他們‘以請願之名，行****政府，陰謀奪權，分裂國家之實’的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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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百三十一）退位讓賢段督辦

傅卓瑤讀著自己剛剛寫就的文章，想到那些白白為人利用而死去的同學，莫名的悲憤再次湧上心頭。

如果不是因為這次慘案，她還根本意識不到那些野心家會如此的陰險。

而對於那個將慘案的真相和背後的陰謀揭露出來的年輕軍人，她的心裡充滿了感激和敬佩。

“就象他說的，只有這樣，才算是給死難者真正報了仇。”傅卓瑤自言自語的說道。

此時此刻，在遠處的一間小閣樓上，站在那裡遠眺的楊朔銘看到了傅卓瑤的室內還亮著的燈，不由得暗暗點頭。

楊朔銘的目光轉向遠方，他看著遠處黑暗中閃動的點點燈火，深吸了一口氣，轉身回到了屋內，他看了看桌子上一張張報紙，冷笑了一聲。

“既然你們是靠‘忽悠’起家的，那就讓你們在‘忽悠’當中滅亡吧”

“九？二八”慘案發生後，各地聲討政府暴行的文章多如雪片，但質疑和反對的聲音同樣存在，象研究系的機關報《晨報》即在10月2日的“時論”欄發表了林學衡的《為青年流血問題敬告全國國民》一文，毫不客氣的指出愛國青年“激於意氣，鋌而走險，乃陷入奸人居間利用之彀中”，文中點明許謙黎壽昌等人“驅千百珍貴青年為孤注一擲……必欲置千百珍貴青年於死地”，“共有派諸君故殺青年，希圖利己”。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的反響。

10月7日，《晨報》又發表陳淵泉寫的題為《群眾領袖安在》的社論，也憤慨的說，“純潔愛國之百數十青年即間接死於若輩按即所謂“群眾領袖”之手”。

陳淵泉在《群眾領袖安在》一文中明白的點出，“許謙黎壽昌等人非迫群眾至督辦府不可，竟稱府院衛隊已經解除武裝，此行絕無危險，故一群青年始而相率而往。吾人在糾彈政府之餘，又不能不詰問所謂‘群眾領袖’之責任”

著名學者陳源在《現代評論》中也提出來了同樣的觀點：“學生遇見些‘好人”都說那天在承天門開會後，他們本不打算再到督辦府，因為他們聽見大會主席宣佈督辦府的衛隊已經解除了武裝，所以又到督辦府門前去鬧，我們不能不相信，至少有一部分人的死，是由於主席的那幾句話，要是主席明明知道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他故意那樣說，他的罪孽當然不下於開槍殺人者，要是他誤聽謊言，不思索調查，便信以為真，公然宣佈，也未免太不負民眾領袖之責任了。”

“衛隊沒有解除武裝，但在慘案發生時，衛隊的槍裡並沒有子彈，但卻從牆頭打來三槍，當場打死隊兵三人，衛隊受驚，遂不顧禁令，重新裝彈開槍，我想要問一句，這至關重要的三槍，到底是誰打的？在此關鍵時刻，群眾領袖們都在哪裡？死難者男女學生有之，兒童有之，市民有之，獨不見彼群眾領袖有絲毫受損者，此乃巧合呼？嗚呼督辦府門前之死難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各處醫院之呻吟痛楚者何人？彼群眾領袖無與也”

而當那篇名為《血寫的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