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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後來我給他錢,他還把我喝斥了一頓。
我和海鷗找到縣一中“中招辦”時,正是吃中飯時間,辦公室門緊鎖著。我們只好在門前等,渴了,就到自來水籠頭前喝幾口水。
好不容易等到時老師回來,大約是剛剛吃過中飯,他紅光滿面的,一邊走路一邊剔著牙齒。和四年前相比,他胖了許多,沒有半點當年的稜角,臉上始終笑眯眯的。
他看都沒看我們,徑自開了門坐到辦公桌前,我忙拉著海鷗跟了進去。時老師公事公辦道:“你們是來交擇校費的吧。”
我笑笑:“時老師,你不認識我啦?我是04屆的楊海燕啊,有一次我感冒了,還是你帶我去醫院看的呢。”
時老師仔細端詳了我一陣子,也驚喜地說:“楊海燕,我記起來了。聽說你考上大學沒去上,我還為你惋惜了好一陣子呢。沒去上大學,後來你做什麼去了?”
我不好意思地說:“我去東莞打工了。”
這時,辦公室又進來一個老師,這位老師貌不驚人,卻長著一個大大的紅鼻子。“紅鼻子”老師坐在了時老師對面的辦公桌前,似笑非笑道:“聽說在那邊打工的女孩子,都叫打工妹,是嗎?”
時老師也恍然大悟:“真沒想到你也成一個打工妹了,可惜啦。那麼好的一所學校,當時你家摔鍋賣鐵也要應該讓你上的呢。”
“打工妹”這三個字從他們嘴裡輕輕吐出來,充滿了不屑與蔑視的意味。我心裡鬱悶得要死,很想質問他們:“打工妹怎麼啦?”但想到有求於我,我還是勉強笑笑:“如果摔鍋賣鐵也湊不齊,並且就算湊齊了,弟弟就得輟學,媽媽就會要飯,我怎麼忍心去上學?”
時老師還是問:“不是有貸款嗎?”
我苦澀地說:“貧困生要想申請國家助學貸款,僅印章就要蓋70多個,再說我也不一定夠那個資格,我有一個從小到大的朋友,讀了四年大學,申請了四年,卻連一次都沒貸上;一般貸款呢,必須有比你所需要的貸款價值更高的存摺或物品做抵押。我要是有比貸款價值更高的存摺或物品,我又何必去貸款呢。退一步講,就算這些條件成立,我還要養家餬口呢。”
時老師終於沉默了,嘆了一口氣,忽然微笑著說:“你猜猜看,前幾天我見到誰了?”
我奇怪地問:“你見到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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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笑意更濃了:“我見到戚威了,他回來看他奶奶。你知道嗎,他和你一年考上的,是北大,現在畢業了,正在為繼續讀研究生還是出國發愁呢。”
我“哦”了一聲,自愧不如。在我看來,無論是讀研究生還是出國,都是一般人千載難逢的好機會,真想不到還有人為此發愁呢。
戚威是我高中三年的同學,也是文革時下放的北京女知青的兒子,北京女知青後來嫁給當地一位稍有頭臉的鄉幹部,那位鄉幹部官運亨通,直到升任為副縣長,戚威也隨父母進了縣城,是在縣一中讀的初中。
當年我們鎮有幾百名學生參加中考,也只有十幾個同學考上了縣一中。進了縣一中知道,我們農村學生的中考分數線,竟然比那些擁有縣城戶口的同學高了整整一百零一分。
高中三年,戚威表現平平,成績也一直在中游徘徊,當時所有的老師和同學都認為,他最多隻能上個普通大專,也許連大專都考不上。可是在高考前夕,他家不知透過什麼關係把他的戶口遷進了北京。讓我萬萬想不到的是,一直表現平平、成績中下游的戚威,竟然考上了北大!而我們班每次和他排名不相上班的同學,卻只考上了普通大專!
時老師笑道:“你沒想到吧,所有人都想不到,按他的成績,我們學校的高中畢業生,最起碼有一半可以夠得上北大的。可因為戶口是四川的,連本科都上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