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6章 李淵父子的戰略協同藝術與歸義狼騎共鑄的帝國基業(第1/2頁)

武德元年（618）十二月二日，唐高祖李淵頒佈詔令：\"以秦王世民為太尉、使持節、陝東道大行臺，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

在唐朝初年，封任李世民太尉之職具有重要政治意涵，此職務雖貴為三公之首，但在隋唐之際已漸成榮譽虛銜。皇帝李淵將此職授予次子世民，實為平衡宗室權力的政治安排。時太子李建成居東宮，齊王李元吉鎮守太原，秦王李世民以軍功顯赫，授太尉既彰顯其特殊地位，又未突破儲君制度框架。

\"陝東道大行臺\"的設定具有實質軍事意義。按《唐六典》載，行臺乃\"總領方面\"之制，陝東道轄境包括今山西南部、河南西部及陝西東部，正是對抗王世充、竇建德等割據勢力的前沿陣地。皇帝李淵此舉實將洛陽方向的軍事指揮權全權委於世民，次年東征洛陽之役已在此埋下伏筆。

\"蒲州、河北諸府兵馬並受節度\"的授權，使李世民獲得跨區域的軍事排程權。蒲州（今山西永濟）控河東要衝，河北諸府指太行山以東軍鎮，這種跨黃河兩岸的兵力整合，反映出李唐政權開始從割據狀態轉向統一戰爭的戰略佈局，也是唐朝皇帝李淵受到了上一章節我們所講竇建德建立夏國政權開始瘋狂擴張的刺激。

第二日，唐朝又得一件利好訊息，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從宇文化及處前來歸降唐朝。

曷娑那（又稱阿史那·摸末）原為西突厥統葉護可汗派駐中原的使節，隋煬帝大業年間留居長安。宇文化及弒煬帝后，挾持曷娑那北上，欲借其突厥背景謀求外援。然化及敗於李密、竇建德之際，曷娑那審時度勢，率部眾兩千餘騎投唐。

李淵對曷娑那的安置頗具深意：\"賜號歸義王，置其部落於河南之地\"（《冊府元龜》卷九六四）。將突厥部眾安置在黃河以南的農耕區，既防範其與漠北突厥勾結，又可透過胡漢雜處增強軍事力量。此舉開創了唐代羈縻政策的早期實踐。

唐朝封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后，曷娑那可汗獻上大珠，唐高祖李淵說：“珠子確實是寶物；但朕珍視的是你的赤誠之心，這珠子對我沒什麼用處。”最終將珠子歸還給他。

當時，發生在十二月初的這兩大事件看似孤立，實則具有深遠的戰略關聯，共同構成了李唐政權在統一戰爭初期的關鍵佈局。

首先在軍政佈局上起到了東西呼應。李世民的陝東道大行臺設立與曷娑那可汗的歸降，標誌著李唐政權形成了“東線主攻、北線維穩”的戰略態勢。李世民在陝東道整合兵力，準備東征，而北境則透過招撫突厥勢力穩定後方。這種戰略協同為武德年間的統一戰爭奠定了基礎。據《舊唐書·太宗本紀》記載，李世民在陝東道“總攬兵權，排程諸軍”，迅速形成了對王世充、竇建德等割據勢力的軍事壓力。與此同時，曷娑那的歸降不僅削弱了宇文化及的勢力，也為唐朝北境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從整個歷史發展來講，這又是胡漢融合的早期實踐。曷娑那部眾的安置地毗鄰李世民的轄區，客觀上為唐軍提供了熟悉草原戰術的騎兵力量。據《大唐創業起居注》卷三記載，武德二年征討呂崇茂時，已有“突厥騎五百人”參戰。這種胡漢混編的軍事模式在此後的征戰中逐漸成為常態，不僅增強了唐軍的戰鬥力，也為唐朝的民族融合政策提供了實踐經驗。

而且，這又是唐朝皇帝李淵將權力結構進行了深層變動。透過此次任命，李世民實際掌控了唐朝三分之一的野戰兵力。據《通典·兵典》統計，武德初年唐軍總數約二十萬，而李世民直接統轄的陝東道兵力達七萬餘。這種軍權的集中化，不僅為李世民在統一戰爭中積累了雄厚的軍事資本，也為後來的玄武門之變埋下了制度伏筆。李世民的權力擢升，標誌著關隴軍事貴族的重新整合，同時也反映了李唐政權內部權力結構的深層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