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做的話就更好了,我打算入學後先重複一遍之前的試驗,然後針對檢出的螺桿菌做DNA和RNA以及組織分析,你們應該能猜出來我要做什麼了吧?”

“你——”

範戴琳瞬間瞪大了眼睛,滿臉震撼的開口道:“你要做這三地的螺桿菌溯源分析?我還以為你要繼續對傳染性和致病性研究——”

“致病性研究已經做的差不多了,當然再具體的致病原因也是個方向,如果沒有發現滅菌劑和抑菌劑的話是需要去研究下,只是考慮下現在有了治療手段,我認為對於多地區的螺桿菌做分析比對要比研究致病性的意義大,嗯,你們要為我保密才是。”

作為見識過各種觸及道德下限炒作手段的鄭建國,他是不知道那位原來的螺桿菌發現者是在26年之後的2005年才拿了諾貝爾,只是出於記憶使然的在出國之前就曾經考慮過怎麼樣才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

畢竟,這會兒還是好酒也怕巷子深的時代,不像記憶中哪位流量發了個感慨後就能傳遍天下,那麼想要儘快的拿到諾貝爾,就得讓人明白這個螺桿菌的嚴重性。

按照正常認知來說,知道螺桿菌的致病原因才是目前應該做的,因為只有瞭解致病原因和過程才能去找出治療手段,然而放到螺桿菌身上來說,這點就可以省略了,大家還沒發現的時候就已經找出了治療手段,剩下的也就是為了研究而研究的去進行研究了。

拋開致病性來說,鄭建國想要提高人們對於這個螺桿菌的重視,能做的也就是把它和幾十年後也沒拿出明確結果的癌症放在一起,可這樣做的話是需要用時間和患者病例做跟蹤研究,這對於才發現了沒半年的螺桿菌來說,還有點太早——齊市腫瘤醫院和其他三家醫院也都正在做這個事兒。

那麼剩下能嚷嚷的,也就是傳染性了,好在這玩意的傳染性可以稱得上是可怕,沒有獲得空氣傳播的技能也能感染到一半的人類——

上輩子,鄭建國是個急診科的主任,他對於幽門螺桿菌的認知和了解也就僅限於這玩意得了後不怕,怕的是在產生致病性後一定要治療,用殺菌劑和抑菌劑吃上半個月就能解決的麻煩,不解決就可能會發展成胃癌,當然極少數對於殺菌劑和抑菌劑過敏的人比較麻煩,可也不是治不了的病。

這輩子,鄭建國誤打誤撞的靠這個以前燈下黑的小玩意走到現在,也代表著他的未來在很大程度上和這個小東西有了一損既損的關聯,那麼在這種情況下怎麼能讓螺桿菌的名氣再大點?

對於共和國來說比較簡單,只要國外能夠關注就行。

對於倫敦來說比較麻煩,特別是在某些渠道里得知了鄭建國原本是被該國文化參贊邀請之後——

對於美利堅來說也算比較簡單,由於兩國媒體宣傳關注重點的不同,鄭建國在美利堅的名頭比在國內還大,特別是在他昨天下了飛機在接受了艾瑪的採訪後,科密特都帶著貝琳達和反戴琳一早就飛到了華盛頓,這會兒聽到他的打算便感覺這才符合昨天晚上電視裡那個鄭建國的印象:“這個不用你叮囑,到時傳出去也有其他人證明這是你鄭建國1979年1月1日早9點48分的想法。”

“謝謝!”

從科密特眉眼間露出的愉悅上掃過,鄭建國知道他的實驗室算是有了眉目,畢竟這會兒研究螺桿菌的不多也不會少了,螺桿菌作為唯一寄生在胃部並且會造成致病性的菌類,在他把論文成功發在《柳葉刀》上後就給世界上所有腸胃消化科醫生提了個醒,那麼這些醫生或者研究員就會產生最基本的疑問,這是真的嗎?

無論真假都會有人去確認,也就會變相的傳播鄭建國曾經的研究,那麼他這個時候再扔出頗為吸引眼球的亞歐美三洲螺桿菌研究對比,也就算是把臉刷到了這佔據了地球上絕大部分發達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