採取放任政策,鹽業被富有的鹽戶佔據,而貧寒的鹽戶多數演變為富戶的僱工。

到本朝初年,鹽場幾乎被鹽商們瓜分,鹽戶變為支薪僱傭工人,依靠鹽商生活,天佑帝時做過努力,但無濟於事,從這裡可以看出正在興起的資本主義破壞了傳統的鹽戶世襲社會,而這正是當時江南商業發展的側寫。

本朝在鹽政上最終採取了同開中折色一樣的操作,由鹽商交納白銀換取鹽引,而非糧食等物資,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

在開海政策上,施行專營貿易,由皇帝任命的皇商群體進行經營,所得按律上繳國庫與內庫。

透過內府皇商插手各業謀利的特殊方式,皇帝在財政上保留了極大的話語權,而這同樣是對明末的反思,崇禎帝對地方士大夫的放權而導致的稅收徵不上來、國無餘財,足夠讓太祖和天佑帝保持警醒了。

這樣的軍制和財稅體制下,京營由同內府皇商關係密切的江南勳貴把持,這一情況在嘉祥帝時期達到巔峰。

而九邊則被元從系和西南系勳貴控制,同京營形成制衡,最為重要的火器、大炮除薊遼外的九邊只是少量裝備,其餘大多歸屬京營。

最後京城到江南的運輸線由漕運總督衙門控制,國朝初年的勢力劃分得以最終形成。

大概是這麼個大概,但在北方會形成節鎮主要是因為得天下後兩系勳貴的勢力最大,皇帝不得已地放任,讓他們圈地自肥。

這樣的政策沒有解決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北方巨大的國防軍費開支超出了北方地方經濟承受範圍。

本朝的做法只是將中央財政劃撥的物件主體從九邊軍鎮改為了地方政府,而由於南北空間距離上的遙遠所造成的損耗成本隨著時間演變只會越來越高,導致收支失衡、財政破產。

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兩個方面下手,一是徹底消滅邊患,後金和喀爾喀蒙古;二是想辦法發展邊地經濟,不求實現自給自足,最少也要減輕國防開支的壓力。

第一點已經在做了,第二點到目前為止都有問題。

但第二點卻是最為核心,不然明末悲劇還會再現,明末出現了一個十分惡劣的現象——南北分裂。

崇禎帝時三餉的攤派將這一現象體現了淋漓盡致。

三餉指的是遼餉——應對後金入侵但軍餉不足的賦稅,又叫“九厘地畝銀”,簡稱“九厘銀”;剿餉——鎮壓農民軍的軍費;練餉——為了訓練邊兵、鄉兵而徵收的賦稅。

三餉在當時看來都是必須的,從皇帝統治的角度講。但南方士人、官員對從哪裡徵這筆錢是有異議的,他們主張按全國土地進行平均攤派。

這個騷操作簡直是狗屎。這一操作的理由是南方已經承擔了比北人更重的稅賦,所以在三餉上應當平均分攤。

結果這一操作直接將北方的民眾推向了農民軍和後金女真。

因為其無視了北方民眾在天災、後金入侵、流民作亂的接連打擊下,根本交不起這筆錢,更不用說交的是“九厘銀”。

北方根本不產白銀,天下白銀首在江南,在這樣的情況下,一兩銀子在南北方的購買力簡直是天差地別,相應地一兩銀子的稅賦落在南北民眾身上的負擔也是天差地別。

對於南方士人而言,大明的滅亡導致他們無憂無慮的富裕生活消失了,所以才多有哀悼。

但在同一時空下,彼時江南士人在江南享受榮華富貴、動輒聚會百人千人,連秦淮河都裝不下這幫王八蛋的奢靡無度的時候,北方民眾卻在易子而食,你覺得這是一個統一的國家嗎?

所以後來江南反抗後金統治的時候,由前明北方軍隊改編而來的綠營兵,在屠殺江南人方面毫不手軟,甚至可以用欣喜若狂來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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