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2章 精神病人的思考(第1/2頁)

俞鶴倫雖問的韓恪，但顧岑腦海中卻翻過許多思考，而謝鱗則回想起賈璉信中的內容。

賈璉認為的世界是這樣的。

理學家強調的“存天理，滅人慾”，就是絕對的公私，理學家想象中的理想世界是二元對立的靜態平衡，而經世學派的四位大家都講公私統一，將私納入公的範疇，是公私相濟的功能主義。

二者理論上的不同演變為在經濟上的觀點就是重農抑商和工商皆本。

朱夫子在他的《勸農文》要求“禁約販米出境”，主張透過國家調控抑制豪強之私，保護小農經濟，將商業視為逐末，追求“不患寡而患不均”，抑制了社會的發展動力。

梨州先生評價為“世儒不察，以工商為末，妄議抑之”，認為應該恢復市場的自發秩序，批判鹽鐵專營，認為它是偽公。顧氏先輩亭林先生倡導鈔法論，改革貨幣制度，主張利用商業流通“通天下之利”。商業發展代表生產要素的流動，將商納入本的範疇，就是在追求社會發展的活力。

朱夫子要的國家調控壓制豪強不是不好，只是這個豪強的定義極為模糊。鹽鐵論裡的豪強是地方上具備強大經濟實力、社會影響力、政治勢力的富商大賈、豪紳權貴。

而自北宋的張載、程頤提出宗法思想以來，朱熹又依靠前賢的思想主張重建宗族制度以強化基層治理，除強調基本的禮法以外，朱熹改良呂大鈞的《呂氏鄉約》，強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禮俗相交、患難相恤”，透過鄉約組織實現鄉村自治，同時建立社學也就是基層學校，促使理學理念深入鄉村。

朱熹的理解中宗族鄉約是天理在人間的具象化體現，宗族制度既能維護家族之私，又能服務於社會之公。家庭作為社會的基本單位既從屬於宗族，又歸屬於鄉約，在親緣、地理兩個層面搭建了極為牢固而強大的人身依附關係。

在這樣的情形下，商業發展所帶來的社會流動對人身依附關係的摧毀是極為明顯的，或者說工商業的發展會摧毀這套治理體系。

而士紳對這套體系的依賴是有原因的。

首先有一個問題，鄉村百姓作為個體為什麼會傾向於這套鄉村治理體系？

原因很簡單，這是一個家天下的社會，天下最大的私來自皇帝。如果沒有這套體系，在宋以前的百姓除開那些世家大族，受到壓迫的最大來源是朝廷官府，在宋之後世家消散，百姓直面朝廷的剝削，不像之前可以依附世家豪強來躲避這些。

宋以來思想家們提倡的宗族制度，就是在提供、搭建一個小的私天下。

什麼是大家？什麼是小家？

大家代表大的剝削，小家代表小的剝削。作為窮苦百姓沒有知識，只會依靠天時耕種生活，你是相信皇帝派來的官吏，還是離你家不過幾百米遠的鄰居？

是個人都會選擇後者，皇帝的奴僕可不在乎你是誰，而鄰居至少還照顧自己的臉面。

北宋文彥博的與士大夫治天下，就是因為士大夫透過這樣的鄉村治理體系在地方獲得了支援，他們可以動員鄉村勞動力鬧事，必要情形下同官軍對抗。

朱熹的禮法制度本質上是透過這套倫理體系取得互信，比起家天下的天下私法，這套東西對於百姓而言博弈成本更低。

從博弈角度講，就是百姓覺得同朝廷博弈成本太高，而同家鄉計程車紳們博弈代價小些。

本質是互信的成本問題。

與此相搭配的是社倉（義倉）制度。朱熹在任福建崇安縣尉時首創社倉制度，由政府或鄉紳提供初始糧本，豐年時以低息（通常為20%）借貸給農民，災年則減免利息或無償賑濟。而社倉的管理則交由民間自主，社倉由鄉民推選“社首”“保正”管理，避免官府直接干預，強調“民自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