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是屈身附賊,汪精衛淚眼裡的山影。錢鍾書先生曾作《題某氏集》,對汪精衛的詩也有贊意:“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

中國人對政治氣節看得比女人的貞節還重,中國歷史上最為著名的講究氣節的典型,無疑是伯夷和叔齊。司馬遷把他們冠於《史記》列傳之首: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

武王以正義戰爭勝利者的名義,榮登大朔。“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

但莊子在《讓王》篇中,伯夷、叔齊指責周的行為是“推亂以易暴”,因此“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周德衰敗,與其和周朝相處汙染我們的身體,不如躲避,清潔我們的行為。在這裡,莊子第一次為我們民族提出“潔”的概念,其實我們可以延伸的是我們不但要有身體的潔,更要有精神的潔。但潔,無論身體和精神都是要有成本的,沒有肉末,沒有食糧,對出身貴族的腸子來說,采薇而食,面有飢色的日子並不好打發。魯迅先生在《故事新編。采薇》這篇小說中甚至給伯夷、叔齊列了一個薇菜的食譜:薇湯,薇羹,薇醬,清燉薇,原湯燜薇芽,生曬嫩薇葉……蜀漢譙周在《古史考》中記載了一個伯夷、叔齊餓死的傳說:野有婦人謂之曰:“子義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汪精衛:龍種抑或跳蚤(2)

這確是一個尖銳的問題和洞見。“率土之濱,莫非王土”,水是周朝的,雲是周朝的,薇菜也是周朝的草木,你們不食周粟,卻食周的草木,性質有何不同?面對這個尖銳的說法,伯夷、叔齊的道德優越感現出了巨大的裂痕,不能兩全之下,只好餓死了事。

死前,伯夷、叔齊作了一首歌: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其實由莊子提出的“潔”,我們想到歷史上人們抨擊的不潔的五代十國的馮道,馮道讓後人在史書上詬病不已的是他的政治節操。在正統的歷史倫理和由儒家建立的社會道德倫理看來,一個有操守的官員,應該有為人與為官的底線,超越底線,就會引起人們鳴鼓攻之,但馮道在亂世裡卻走馬燈似的變換門庭像人盡可夫的*:馮道在唐朝末年投奔軍閥劉守業任參軍,劉敗後投奔河東監軍張承業,張承業將他推薦與晉王李克用,任河東節度掌書記。後唐莊宗時升任戶部尚書、翰林學士,明宗時出任宰相。後晉高祖和出帝時亦均任宰相。契丹滅晉後,任太傅。後漢時任太師,後周時仍任太師。短短的數十年間,馮道接力一樣在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和契丹五個朝代及十個皇帝——唐莊宗、唐明宗、唐閔帝、唐末帝、晉高祖、晉出帝、漢高祖、漢隱帝、周太祖、周世宗和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政府中出任中樞高官。於是歐陽修在撰《新五代史》時以硃筆點評:“其可謂無廉恥者矣。”薛居正的《舊五代史》雖然對馮道待人接物有古人之風、大臣之體讚賞,但最後還是下了這樣的結論:“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況於再三者哉?”

但馮道這個人讓我們跌破眼鏡的是,他並非是我們常看到的那些搜刮民脂民膏的一類,馮道“少純厚,好學能文”,“為人能自刻苦為儉約”。

馮道早年在李克用軍中任掌書記,也是文職中的將軍軍銜,可他卻居住在十分簡陋、四處冒風的茅屋裡,連片席子也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