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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苦雨齋”，繼而做“苦茶庵”，後來又改做“苦住庵”。如果周作人這樣在北平大張旗鼓地表白他要在“膏藥旗”下長期持節，苦住到底，那真是我們民族的又一蘇武再世。

周作人決定留在日偽佔領的北平城時，郭沫若寫下了《國難聲中懷知堂》：“‘如可贖兮，人百其身’，知堂（周作人）如真的可以飛到南邊來，比如就像我這樣的人，為了掉換他，就死上幾千百個都是不算一回事的。”雖然周作人退到“苦雨齋”，原先也早說過自己渴望做一個平凡的人，自動放棄對於時代、歷史、社會的責任，但他畢竟是五四時期的開拓者，在這中日正式交手互為敵對的時刻，人們更是將周作人視為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從各自不同的立場，對他寄予不同的期待。也許這就是周作人的宿命，歷史不允許逍遙，要的是擔當。在歷史的大動盪中，周作人本打算聳聳肩，叉手優雅地躲在“苦住庵”裡做一個在家的和尚普通的順民；但就因為他是一個文化的代表符號，就因為他是“周作人”，歷史怎能允許他如此輕易地做出這樣幼稚的選擇，生與死的選擇置於他的面前。

周作人雖然說自己前身是和尚，但他缺乏高僧大德“以肉飼虎”的人間情懷。周是一個怯懦的人，對人間時常以悲觀和驚恐待之。活命，一切從此出發，“苟全性命於亂世”。在日本佔領北平最初的兩年裡，“苦住庵”裡的周作人雖然在故紙堆裡暫避身外的風雨，但一家已到了舉債度日，“惜無白粥下微鹽”的地步，全家都在秋風裡。做隱士也是要條件的，真正的隱士大概是需要自己種地的，隱士還是要吃飯的，總不能餐金英飲白露茹紫蒂啖白雲。誓不為五斗米向權貴折腰的讀書人，也不得不扛起鋤頭向土地折腰！只是摩挲書和墨的手，向土裡刨食就外行了，靠書生之臂養活一家老小，也是苦不堪言。“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長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這才是詩人歸隱後的生活*。至於“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不過是偶一落筆而已，他的日子不會那麼輕鬆。從四十一歲徹底歸隱到六十三歲離世，二十多年中，陶淵明和他的妻兒一直過著這樣半飢半飽的生活，以至於灶不見火，突不生煙，米無一粒，酒無一滴。他只能披著破舊衣衫，坐在廊前曬日頭。貧病中，他可以坦然接受朋友的饋贈：“宅邊東籬下菊叢中摘盈把，坐其側。未幾，望見白衣人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後歸”，卻絕不接受嗟來之食。江州刺使往候之，曰：“賢者處世，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饋以梁肉。話不投機，陶淵明斷然拒絕。但周作人做不到，於是周作人終於選擇了“附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前世出家今在家（5）

人生充滿了困境和黑洞，知堂在給胡適的信中“老僧假裝好吃苦菜，實在的情形還是苦雨，近來屋漏地上浸水，結果只好改苦住庵。晚間拼好蒲團想睡覺。忽然接到遠方的來信，海天萬里八行詩。多謝藏暉居士的問訊，我謝你很厚的情誼。飄然一杖天南行，並不是出家特地忙。因為庵裡住了好些老人，我還只能關門敲木魚唸經。出門把缽化些米麵，老僧始終是老僧，希望得見居士的面。”

從這封答問詩信裡我們是可以讀出周作人為自己附逆開脫，“屋漏浸水”的環境裡，誰能保證“不溼鞋”？何況庵裡“很有些老人住”，“得託缽化些米麵”。在“生存還是死亡”的哈姆雷特的永恆追問中，周作人選擇了活著。在被打了一槍後，保命，沒有皮囊就沒有一切的周作人終於“下水”了。“老僧始終是老僧”麼？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蘇武變成了李陵。

一九三八年四月，上海的雜誌刊登出周作人於二月九日出席由日本大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