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瞬間,他對他的背叛,他的失節,也始終不肯自諒,悔恨到死,槌胸泣血。清康熙十年(一六七一),逝世。據《清史稿》:吳偉業“臨歿顧言,吾一生遭際,萬事憂危,死後殮以僧裝,葬我鄧尉靈巖之側,墳前立一圓石,題曰:‘詩人吳梅村之墓’,勿起祠堂,勿乞銘,聞其言者皆悲之。”

周作人有過這樣懺悔的勇氣麼?在吳梅村面前,他應該有的是慚愧吧,有的人為自己的過失進行懺悔,用懺悔為歷史畫句號;而有的人卻對自己的過失漂白,最後像鴨子死掉,還留一張硬嘴,臉都沒有了,還留狡辯的鳥嘴有何用處。

一九六六年,周作人已是八十一歲的風燭暮年。他早年說的壽則多辱,毫釐不爽的應驗。

八月二十二日,一群紅衛兵衝進八道灣周宅,砸爛周母牌位。兩天後,紅衛兵宣佈對周作人實行“無產階級專政”,將他住的日式“榻榻米”臥室砸得稀爛,全家被洗劫一空。周作人被趕到院子裡,跪在地上接受批鬥,手持皮帶的紅衛兵邊打邊審,逼迫他老實交待罪行,並將周作人的獨生子周豐一揪來陪鬥。

紅衛兵為周家規定了生活標準:老保姆是十五元,周作人是十元。還向糧店打了招呼:只允許周家人買粗糧。周作人年老齒稀,一日三餐只能就著臭豆腐喝點玉米麵糊糊,周作人的兩條腿很快就出現浮腫。

周作人曾兩次將寫好的“呈文”交給兒媳張菼芳,叫她揹著紅衛兵轉交派出所,大意是——共產黨素來是最講究革命人道主義的。鄙人已年過八旬,再延長壽命,也只是徒然給家人添負擔而已。懇請公安機關,恩准鄙人服安眠藥,採取“安樂死”一途。

一九六七年五月六日早晨,張菼芳照例為公公倒了馬桶,並準備了一瓶開水,然後去上班。下午兩點多鐘,住在同院後罩房西端的一位鄰居發現周作人趴在鋪板上一動不動,姿勢很不順眼,他便打電話給張菼芳。

張菼芳奔回家後,發現周作人渾身早已冰涼。看情景,周作人是要下地時猝然發病,連鞋都來不及穿,就倒地而逝。家屬匆匆銷了戶口,火化,連骨灰匣都未能取回家來。周作人也算是效法了和尚,火化了事,但不知他的舍利子有幾?

但我想到魯迅先生在《孤獨者》裡曾寫到人的死滅,周作人臨死前,他會像魯迅正視死亡,把人間的慘烈說出嗎?在我讀到這段文字的時候,我是牙關緊鎖,探到了人生的哀痛莫過於此:

粗人扛起棺蓋來,我走近去最後看一看永別的連殳。

他在不妥帖的衣冠中,安靜地躺著,合了眼,閉著嘴,口角間彷彿含著冰冷的微笑,冷笑著這可笑的死屍。

敲釘的聲音一響,哭聲也同時迸出來。這哭聲使我不能聽完,只好退到院子裡;順腳一走,不覺出了大門了。潮溼的路極其分明,仰看太空,濃雲已經散去,掛著一輪圓月,散出冷靜的光輝。

我快步走著,彷彿要從一種沉重的東西中衝出,但是不能夠。耳朵中有什麼掙扎著,久之,久之,終於掙扎出來了,隱約像是長嗥,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裡夾雜著憤怒和悲哀。

周作人到不了這樣的深度,他的絕望被風雅化解,他不願把悲劇讓人看,最後他自己卻搬演悲劇讓歷史和人共評點。

周作人曾有一文《死法》,像是讖語:

統計世間死法共有兩大類,一曰“壽終正寢”,二曰“死於非命”。

壽終的裡面又可以分為三部。一是老熟,即俗雲燈盡油幹,大抵都是“喜喪”,因為這種終法非*十歲的老太爺老太太莫辦,而渠們此時必已四世同堂,一家裡擁上一兩百個大大小小男男女女,實在有點住不開了,所以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