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皇權的弊端(第2/4頁)

全國性質的社會性質改革基本上都會面臨失敗的結局。

立足於中樞系統進行社會改革，突破了古代社會的政治極限，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進行借貸補貼民眾，但傳達到地方則變成了地方官僚強制借貸給民眾。

而反饋機制的不足，使得中央並不能及時有效的發現變法在各地出現的重大失誤。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結構與面積並不大的疆域範圍尚且會面臨這些帝制王朝的共性問題，可想而知古代帝制在面臨內部問題所受到的阻礙。

古代帝制雖然集權，但作為一種古代政體，本質上還是要依賴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資源、技術，這就決定了帝制王朝的侷限性其實相當之大。

技術水平的侷限決定了帝制中樞的侷限，但唐之後的中原王朝不再著力於對外擴張確是事實，主要是受制於帝制本身的侷限。

帝制本身的侷限決定了在疆域擴大到一定程度的情況下會逐步放棄對外擴張，帝制的僵化則會導致國家陷入封閉。

由宋代開始，帝制開始與社會發展出現了脫節，其中最主要的一點在於私營工商業所佔經濟份額大幅度超越了官營工商業。

商業的發展促使了小農經濟社會環境的流動性增大，社會的活性增大，帝制政體所依靠的社會經濟環境會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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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明初的政治架構，明代的帝制結構走向了進一步的集權化，開始出現不適應帝制結構傾向的經濟環境與日益加強的封建帝制之間開始形成對立關係。

帝制的政治體制要求政治體制保持極端的統一穩固，明帝國最大的影響在於重構帝制的同時，將帝制的集權化加強到了最強。

所以帝制王朝始終會對任何可能打破靜態平衡的力量保持警惕，甚至不惜扼殺無法有效掌控的新興社會生產部門。

明代的海禁就是這一點的典型體現，沿海私人貿易作為新興的經濟部門無法被帝制王朝充分掌握，於是乎便加以打擊，乾脆海禁。

當經濟基礎剛剛發生變動，僵化的上層建築往往並不會主動調節改變自身的中樞結構，而是會去試圖限制經濟基礎的變革。

華夏古代帝制這個神經中樞受限於自身的侷限，當社會環境發生變化時，則又恰好走向了僵化，曾經主宰漢唐帝國的對外擴張，最終在明清的時代變遷當中逐漸腐朽。

小農經濟基礎決定了古代帝制政體本身存在的侷限。

唐的疆域和綜合國力已經是君主專制這種制度所能支撐的極限了，自唐中期之後，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尤其是商業在華夏經濟地位的提升，導致君主專制不適應這個國家了。

宋元明清時華夏表現出的內卷和衰退，其實是君主專制強行適應華夏的經濟潛力導致的結果。

政府的財政主要來源是稅收，而農業帝國的專制君主，收稅能力還是利用稅收的能力都不是很有效率。

國家稍微大一點兒就得需要個代理人來替他收稅，代理人多一點兒貪汙就管不過來了。

所以，龐大的帝國基本上都是地方的稅收地方用，中央想收也收不上來。

而人口少資源貧瘠的地方，雖然殖民開發的潛力是有，但這筆前期投入中央是不肯出的，因為回報根本進不了中央的口袋。

地方勢力倒是願意投資，但是中央不允許，因為君主專制的前提是有實力壓制臣子，像諾曼底公爵那樣地盤擴張的比君主還大，不造反就沒天理了。

唐帝國就是走到了這個砍兒上，國家越來越富裕，地方勢力就越來越強，君主相對的實力就受到了挑戰。

要想維持國家的統一和穩定，中央政府需要掌控國家的絕大多數軍隊，而這需要中央政府非常有錢。

這樣的財富絕對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