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第1/3頁)

其實皇權制度是不斷進化完善的，唐無漢之貴戚，宋無唐之權宦，明無宋之冗吏，清無明之昏君。

兩千年來，偉大的中華帝國不重科學，不事工商，在一條看似不可能的道路上，設計了一系列超越同期歐洲的制度，凝結了上百代人的智慧和血汗，反覆改進和最佳化，就在即將升到三級基地那一刻，被堅船利炮一波推倒，盪滌殆盡，實在令人慾哭無淚！

但歷史的慣性很難打破，雖然這套制度安排一再崩潰，並被人恥笑為中華王朝週期律，可沒有皇帝輕易放棄，那些外行人根本不知道我們的皇帝有多拼。

古人不比今人，無法跳出那時的侷限做超前的制度設計。

事實上，中華帝國的悲劇不是設計得不夠好，而是太專注於制度設計，忽略了道法自然的哲學，而很多東西，除了瞎碰，想是根本想不出來的。

從秦到清，歷代帝國的穩定性一直在增強，前代的問題後代改進後就不是問題了。

到了近代，其實唯一的問題就是腐敗，皇帝希望有一個高效順手的官僚系統，農民也是如此。

於是，問題簡化為皇權和民權如何一起馴服官僚系統了。

皇帝和百姓致力於建立一隻思想過硬，令行禁止，不拿百姓一針一線，最好死後遺物就是一件補丁衣服的官僚集團。

只是這個官僚集團不這麼想，他們只關注行政發包權。

皇權行政發包制，是保證中集這個根本政治制度的核心制度，且延續至今還在不斷適用中。

日本幕府政治可以算作相對分權型治理模式的典型代表之一。

鎌倉到江戶數百年的演進，從北條執權時期幕府與各國守護、御家人鬆散的利益互允置換到後來德川將軍時期幕府對各藩藩主、家臣嚴密的人身和法令約束，呈現出集中性越來越強的趨勢。

而聯邦制的典型不必多說，看大洋對岸就好。

華夏帝國透過行政發包，地方官僚在擁有較多自主權能夠有效治理的同時，又時刻受到皇權的支配和監督。

皇權的意志也得以貫徹到國家的每一個角落，形成了“與士大夫共天下”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有機統一。

行政發包制的一大困境便是皇權放棄直接集權後引發的地方利益集團的滋生和壯大，這是兩千多年來歷代皇權都不得不面對的最大政治隱患。

歷代中國的官僚士大夫和商人都會隨著社會的不斷發展結合成權貴集團。

這個集團都會滾雪球一樣，飛快的壯大和膨脹，他們會因為財富的馬太效應，以及權力的馬太效應，掠奪整個國家的財富，造成貧者越貧窮，富者越富的局面。

他們的財富擴張，基本都是透過不公平的分配手段獲得，而不是藉助技術提高，專業化協作的創造手段獲得的，對整個社會的財富增長不但沒有貢獻，反而極其有害。

王安石想阻止的，就是這樣一個過程，但這樣的權貴集團一旦形成，他們是不會允許任何人阻擋他們的腳步的。

范仲淹不行，王安石不行，張居正不行，甚至後來的雍正也不行。

唯一能讓他們停下來的，只有當矛盾發展到頂點，由黃巢和李自成來解決。

這也是邢承恩選擇自立門戶的最主要的原因。

原先邢承恩也想在南宋混，可是開局不利沒得玩了，而且就算想和朝堂大佬鬥估計也不是對手。

南宋大佬可都是專權的，看看幾位老大的鬥爭就知道了。

來到這個時空邢承恩才發現，自己的文化見識水平可能要比古人強一些，可是鬥爭水平完全不及格。

職場的鬥爭和官場的鬥爭完全是兩個量級，或者說自己原先的階層見識的鬥爭都是小打小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