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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叫苦無用；連苦也不叫了；他們便成為沉默的民族；漸漸更加衰頹下去；……至於富有反抗性，蘊有力量的民族，因為叫苦沒有用，他便覺悟起來，由哀音而變為怒吼。怒吼的文學一出現，反抗就快到了。”（《而已集》）鬱積在人民心底的憂憤，終於以詩的方式爆發了。

1976《天安門詩抄》（2）

在確定《天安門詩抄》的時代意義的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思考歷史本身的複雜性。歷史的敘述並非是單元的而是多元的，並非是線性的而是複線的。歷史在敘述自己的時候會有意無意地遮蔽著一些“意義”。所以，當文學史敘述有意無意忽略另一些“天安門詩歌”時，歷史本身就可能被戕害了。如1976年，當天安門詩歌運動被定性為“反革命事件”時，“主流”的《詩刊》，扮演了政治風向的積極呼應者。在5月號上，不僅全文轉發了“兩個決議”，即《*中央關於華國鋒同志任*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的決議》和《*中央關於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的決議》（均據新華社1976年4月7日訊）。還原文發表了當時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的天安門廣場講話以及為勝利平定“反革命運動”而配發的一組詩。其中《兩個決議捧手上》一詩，編者還特別為作者加了註解：“本詩作者在粉碎天安門廣場反革命政治事件中曾分別榮立個人二等功”，以達到其宣傳的目的。同期刊登的還有田間的《寫在金水橋旁》和臧克家的《工農兵鐵拳奇高舉》、《聲討*》等詩。田間繼續著他的戰鬥體的詩歌傳統：“萬里神州雷動，/痛擊翻案妖風。//鯤鵬展翅九重，/蓬雀瑟縮哀鳴。//一出‘納吉’醜劇，/妄圖演出成功。//莊嚴天安門前，/豈容魔怪橫行！　//無產階級專政——/東風橫掃殘雲。//兩個決議公佈——/紅日噴薄東昇。//金水浪花翻湧，/勝利不忘鬥爭。//翹首瞻望北斗，/高路繼續攀登。”臧克家的詩歌，呈示了與當時天安門詩歌完全相對立的立場：“批鄧聲勢如狂飆，/敵人性急作狗跳。/清明時節天安門前，/光天化日下鬼魔鬧。//謠言、歪詩、黑傳單，/妄把紅白亂顛倒。/大好春光黑煙燻，/白日縱火毒焰高。”

這一期的《詩刊》及其他站在“天安門詩歌運動”對立面“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聲音在以後的文學史中並沒有被提及，從而遮蔽了人們瞭解那個複雜時代的另一個視角。龍揚志在《敘述中的天安門詩歌運動》（《江漢大學學報》（人文科學版），2007年第2期）認為，這些詩歌延續的是*批判的老路；從文學史的角度來看；它們的意義在於提供了另外一種互文性的文字；並且可以揭示出一種言說方式對另一種言說方式壓迫的內在根源。

1978年11月15日，*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在會上宣佈：一九七六年清明節廣大群眾到天安門廣場沉痛悼念敬愛的周總理，憤怒聲討“四人幫”，完全是革命行動。1979年4月5日，《人民日報》在天安門詩歌運動3週年發表了社論：“四五運動是廣泛的*運動。在‘四人幫’的高壓下，群眾沒有議政的自由，就用花圈、詩詞、警言來表達；沒有傾訴的地方，就彙集在悼念周總理的場所；沒有誰去組織，卻是那樣井井有條；沒有統一的口徑，卻是那樣的異口同聲。人們正式在這樣的地方，用這種特殊的鬥爭方式，行使*權利，宣傳真理，伸張正義，打擊敵人，真是揚眉吐氣啊！”

同年11月，任中國文聯主席的周揚在談到天安門詩歌運動時也說：“歷史是無情的，也是富於戲劇性的。‘四人幫’篡黨奪權首先從文藝戰線開刀，人民則用文藝的重錘敲響了他們覆滅的喪鐘。”（《繼往開來，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1979年11月1日在中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人民日報》1979年11月20日）。書包　網　。　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