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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畫上涉及情感描寫時所特別喜愛表現的那種微弱而捉摸不定的文雅氣息。此外，由於政治因素深刻參預瞭解讀，王蒙在小說中所調寄的令人心弛神往的青春與愛情旋律，亦即林震與趙慧文之間的朦朧曖昧情意，人們一直注意不夠；然而這裡實際上是很見王蒙性情的筆墨。總的來說，在50年代語境之下，《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在文學性上明顯高於一般作品，即使五十年後，仍然不乏可賞之處。

此外，當時普遍把小說主題描述為批評官僚主義，似乎並不確切。王蒙的批評，要比官僚主義的層面深，他所提出來的問題，已經包含社會正義角度的質疑。因為麻袋廠廠長王清泉的錯誤，不僅僅是工作方式方法，也有品質的敗壞，而區委組織部對此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無論從職務和做人而言，都有失良知（小說中的用詞是“麻木”），這種優不能用、劣不能汰的狀況，本質是善惡不辨、是非顛倒，遠非“官僚主義”可以開釋。

當然，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興奮點。就50年代而論，敢於批評官僚主義，就是最刺激、最驚險的舉動，因為根據無產階級政黨理論的基點，從正面來說，為人民服務是無產階級政黨的宗旨，它是最不可能產生官僚主義現象的。現在，居然有人在小說描寫中展示存在這種現象，在很多人看來，實屬大逆不道。所以它立刻引起激烈爭論。

這時，不得不提到《文藝學習》這家刊物。《文藝學習》由中國中國作協主辦，1954年創刊，以青年文學愛好者為物件，主要刊登文學評論和文史知識類的文章。刊物的主編是韋君宜。早先在文藝上，韋君宜不單是懂得不多，用黃秋耘的話說：“百分之百的、徹頭徹尾的教條主義。”（黃偉經《文學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黃秋耘訪談錄》，廣東教育出版社，1999）但是，聽完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傳達，韋君宜受到很大震動。黃秋耘說她“完全變了”，“前後判若兩人”。轉變的表現之一，是她決定在《文藝學習》上組織討論《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

討論從1956年第12期開始，連續進行了四期，前後發表文章25篇，各種觀點都亮了出來，參與者既有文藝界人士，也有黨團機關幹部。這一來，王蒙出了大名。他在自傳《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裡以調侃語氣稱，那時“人們爭說‘組織部’”。起初，他還比較“享受”這種狀況：

看到行行整齊的鉛字裡王蒙二字出現的頻率那麼高，我主要是得意洋洋。我喜歡這個，喜歡成為人五人六，喜歡出名，喜歡成為注意的中心，我在心裡這樣說，相當不好意思地說。

不過沒有多久，王蒙就發覺有些異樣。《中國青年報》總編和副總編，悄悄找王蒙談話，“他們憂心忡忡，他們認為我捅了個大漏子，他們告訴我已經有人將此文與王實味《野百合花》相提並論了”。

1957年2月9日　，《文匯報》的《筆會》突然登出一篇長文，這就是李希凡的《評〈組織部新來的青年人〉》。這篇文章有幾點特別之處。第一，它不像《文藝學習》討論中的批評性意見，作為正方、反方之一方，而是以單獨佔有話語空間的形式出現，給人的印象不是“討論”，而像王蒙所說，採取了“批判”的姿態。第二，提出的指控和措辭都比較嚴厲，認為小說對官僚主義的描寫歪曲了現實，引用毛澤東論述將這種“值得注意的不健康的傾向”定義為“要求人們按照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面貌來改造黨，改造世界”。王蒙說，批評者“從政治上上綱，乾脆把小說往敵對方面揭批，意在一棍斃命。”第三，作者身份比較特殊，他是經過紅學事件被毛澤東親手樹立的“小人物”代表，三年來威望日重，所發出的聲音較之於別人，尤不可等閒視之。此後，“批判”聲音佔了上風，包括中國中國作協黨組1957年1月29日組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