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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屆三中全會之後的中國，整個社會氛圍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所以，當時評論界流傳這樣一句話：“《芙蓉鎮》好看不好評。”

文壇前輩沙汀對《芙蓉鎮》的看法，頗能說明問題。《芙蓉鎮》發表兩個月後，1981年5月的某一天，沙汀就《芙蓉鎮》的問題，與古華作了一次長談。儘管沙汀肯定《芙蓉鎮》的基本面，承認它是“創作界一個新的成就，從內容到形式都將引起廣泛注意”，同時有很大的保留，沙汀的不滿，主要集中在谷燕山這一人物形象上，認為作者寫谷燕山的性機能缺陷，寫他的自卑心理，把這個正面人物形象破壞了；沙汀進而強調：即使是在十年*期間，黨還是存在著的，還是在發揮它的作用，不能低估黨在人民中的長期影響；*中的問題可以寫，但要劃清界限，要寫出黨的影響和人民的力量，《芙蓉鎮》裡有人民的力量，但只是一點苗頭，沒有充分展開，沒有具體內容。對小說的結尾，沙汀也提了意見：王秋赦發瘋後在街上大喊大叫，雖然生動，但把居民寫得心驚肉跳，就太過分，最好改成由鎮委書記谷燕山把他喝斥一頓，趕回吊腳樓，或者在居民的諷刺嘲笑聲中消失。沙汀認為作者寫了粉碎“四人幫”後的新氣象，但是沒有化作具體的形象，給人感染力不強。（《談〈芙蓉鎮〉——和古華同志的一次談話》，《文藝報》1983年第2期）

沙汀對《芙蓉鎮》的這些看法，反映了老一輩經過革命思想洗禮的作家，對文學新秀離經叛道傾向的不安，對社會主義文學事業的拳拳忠心。必須承認，沙汀的觀點帶有明顯的“庸俗社會學”色彩，其理論根據，是文學的黨性原則；其理論前提，是一種不言自明的絕對真理——*的歷史唯物主義。按照這種理論，階級鬥爭是歷史進步的真正動力，推動社會由低階向高階不斷地發展，永無止境。這種激進的理論在動盪變幻的現代中國歷史上產生過巨大影響，後來獨佔鰲頭，負面效應愈演愈烈，直至帶來災難性的後果——*。《芙蓉鎮》的立意，是要否定*，否定階級鬥爭，而沙汀關心的，首先是維護黨性，兩者難免產生錯位。從此後不久發表的《閒話〈芙蓉鎮〉》一文看，古華並沒有接受這位文壇前輩的批評，關於谷燕山這個人物形象，作者這樣寫道：“谷燕山首先是個普通人，是山鎮上的百姓中間的一員，跟山鎮上的百姓們共著命運安危，也有著個人的喜好悲歡。然而他主要的是一個關心人、體貼人、樂於助人的正直忠誠的共產黨員。他的存在，無形中產生了一種使小山鎮的生活保持平衡、穩定的力量。在山民們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會、共產黨的化身，是群眾公認的‘領袖人物’。當然，這樣寫黨的基層領導者形象，特別是毫無隱諱地寫了他個人生活的種種情狀，喜怒哀樂，或許容易產生一種疑問：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間人物’、‘轉變人物’等有限的幾個文藝人物品種裡頭，他到底應該歸到哪一類、入到哪一冊去呢？要是歸不到哪一類、入不了到哪一冊又怎麼辦？由此，使我聯想到我們的文學究竟應當寫生活裡的活人還是寫某種類別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覺得，谷燕山這個人物儘管有種種不足，但作為我們黨的基層幹部的形象，並無不妥。”

1981《芙蓉鎮》（3）

《芙蓉鎮》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的價值，可由兩個維度看出：其一是共時性的“反思文學”，其二是歷時性的中國當代農村題材小說，尤其是長篇小說寫作。就前者來說，由於受到一種不證自明的絕對真理（比如黨性）的制約，許多“反思文學”作品（如王蒙的《布禮》、茹志娟的《剪輯錯了的故事》、李國文的《月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