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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期（2005年2月）

。　想看書來

1976《天安門詩抄》（1）

體裁：詩歌

作者：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編

出版者：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1978年12月

（王巨川 撰）

匈牙利詩人裴多菲在《給阿蘭尼的信》中說：“假如人民在詩歌當中起著統治的作用，那麼人民在政治方面取得統治的日子也就更加靠近了。”這句話也恰當地指喻了發生在丙辰清明的天安門廣場上——為了悼念周恩來總理、反對“四人幫”而爆發的一場震驚中外的　“四五”運動——天安門詩歌運動。

1976年1月8日，周恩來逝世。4月5日清明前，北京的廣大民眾紛紛自發地聚集在天安門廣場悼念周總理，並藉此表達對“四人幫”倒行逆施的憤怒。“憤怒出詩人”，詩歌成了這場革命運動的主要表現形式。到了清明的那一天，天安門廣場聚集上百萬人，花圈的海洋、詩詞的海洋、悲痛和憤怒的海洋。人們把書寫的詩詞、輓聯和文章張貼在廣場的燈柱、紀念碑的護欄，掛在松柏枝葉間，“誦者聲淚俱下，抄者廢寢忘食”。“欲悲聞鬼叫，我哭豺狼笑，灑淚祭雄傑，揚眉劍出鞘”等等詩歌，被朗誦、傳抄及徵引一時。還有讚美這些詩詞：“紀念碑前灑詩花，/詩刊不登報不發。//莫道謠文篇篇載，此是人民心底花。（《神州正演捉鱉兵》之十）4月8日，“四人幫”控制下的《人民日報》，發表了《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政治事件》的社論，正式把*定性為“反革命事件”。在廣場張貼、傳抄的詩詞被指控為“反動詩詞”，“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煽動”。此後的幾個月裡，寫作、傳抄、儲存這些詩詞的行為，受到追查，一些人為此受到*，被定罪、囚禁。

1976年10月，江青等“四人幫”被逮捕，“*”宣告結束。

1977年1月8日，在周恩來總理逝世一週年之際，以“童懷周”為筆名的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十六名教師，油印了《天安門革命詩抄》，並張貼在天安門廣場，引起了社會上的廣泛響應和支援。隨即，他們以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漢語教研室“童懷周”小組的名義，從徵集到大量作品中選出1500多篇，編成《天安門革命詩抄》、《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天安門詩詞一百首》、《天安門詩詞三百首》、《“四五”運動紀實》和《天安門運動畫冊》等書。1978年12月，在《天安門革命詩文選》正、續編的基礎上，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了《天安門詩抄》，由當時任*中央主席的華國鋒題寫書名。《詩抄》收入了六百餘篇詩文。全書分為三輯：第一輯，收古體詩、詞、曲、輓聯等；第二輯，收新體詩；第三輯，收悼詞、誓詞、祭文、散文詩。在書的前言中這樣寫道：

這些凝聚著革命人民的血和淚的詩詞，無不出自作者們靈魂深處的吶喊，因此具有強烈的戰鬥力和藝術感染力。革命群眾看了愈益鬥志昂揚，敵人看了則心驚肉跳，坐立不安，它們真正起到了“團結人民，教育人民，打擊敵人，消滅敵人”的巨大作用。其中不少作品無論思想性還是藝術性都達到了很高的高度，無論在我國還是世界文學史上，它們必將佔有光輝的一頁。

從藝術的衡量標準來看，這些詩詞雖然並非如編纂者所說的藝術性“達到了很高的高度”。但是，在《天安門詩抄》裡，是凝聚著百萬人民的集體創作行為以及蘊藏其中的集體意志與情感，這些作品的背後隱含了一股強大的“動力場”——人民的力量，作品集中的每一首詩，都不是某個人的聲音，每一個作品實際的書寫者，每一種聲音的實際發出者都是‘人民’這個範圍巨大的群體。魯迅在《革命時代的文學》中說：“有些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