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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一定要服從。這時郁達夫知道不管怎麼說也是無用的了，否則會馬上沒有命的。因而，他只好被那憲兵隊長帶去武吉丁宜。進了憲兵部這一魔窟後，郁達夫裝作是一個有錢的商人，不懂與政治有關的事，只答應暫時幫忙翻譯，不收受憲兵部的薪金。在被迫擔任通譯後，他想方設法與敵人周旋，努力儲存自己，不做有利於侵略者而有害於人民群眾的事情。當時，日本憲兵經常抓到有嫌疑的印尼人來審問。因為憲兵完全不懂馬來話，審問時都要郁達夫作翻譯。他便把印尼人所供的罪證減輕，因此使不少被捕的印尼人獲得釋放。有時，他獲悉有華僑被暗探告密後，就立即通知當事人注意。發現有被拘禁的華僑時，他更是暗中營救他們出來。所以，在他開始任通譯的二三個月內，沒有一個華僑遭受憲兵殺害。郁達夫當時利用自己任通譯的方便，暗中保護愛國華僑的做法是大膽而又巧妙的。譬如，據胡愈之在《郁達夫的流亡和失蹤》中說，當郁達夫進憲兵部不久，就有棉蘭某大僑領的兒子帶了四五個華僑，奉棉蘭日本憲兵部的命令緝拿華僑抗日領袖陳嘉庚及其黨羽，來武吉丁宜憲兵隊請求協助。他們不懂日語，郁達夫翻譯時故意添上了使日本人不高興的話。憲兵就把他們痛罵一頓，遣送回去。臨走時，郁達夫對他們說：“你們忘記了自己是中國人嗎？中國人為什麼要捉中國人？快滾回去，以後不許。”他們這夥漢奸敗類以為郁達夫是日本憲兵，只好連聲答應著“是，是”，垂頭喪氣地走了。又如，郁達夫還經常勸說當地的華僑不要鬧宗派，不要相互損害，要團結起來互相幫助。在敵人的巢穴裡，在敵人的眼皮和刺刀底下，郁達夫能夠做到這樣，無疑是非常了不起的。這表明，他除了具有高度的愛國主義精神，置生死於不顧之外，還善於鬥智，設法迷惑敵人，隱蔽自己。上面已經說過，郁達夫裝作為一個富商。為了顯示出像富商的樣子，他先是在巴爺公務租了一幢荷蘭式的小洋房，後又成為巴東榮生旅館的股東之一。一到星期六和星期日，他便離開武吉了宜憲兵部，來往乾巴爺公務和巴東之間，而且常常去廟堂、餐館、巴殺，甚至“枇杷門巷”和“小姐閨閣”，以便麻痺敵人。

1942年9月間，為了掩護自己和彙集在巴爺公務的許多文化人，並解決他們的生活問題，郁達夫和胡愈之等人，利用實武牙前籌賑會主持人託人送來的救濟費四百盾和當地華僑投資的一二百盾，開辦了一個“趙豫記酒廠”，廠址設在巴爺公務的魯樸西蘭街，郁達夫任頭家（老闆），張楚琨任經理，胡愈之管帳務，有20名華僑職工。酒廠開辦之初，未能賺到錢，至1943年1月，隨著巴爺公務進駐了“富7917部隊”，日軍大增，酒的銷路才大大增加，每月都能賺到數百盾。這樣一來，郁達夫不但有了一定的收入，而且不時可以請日本憲兵喝酒，他們便更加相信他是有錢的華僑商人，對他較少懷疑。不久後，為了進一步改善難友們的生活和使日本人不懷疑，郁達夫和胡愈之等人，又集資辦了一家造紙廠和一家小型肥皂廠，都由郁達夫出面擔任頭家。後來，這兩個廠因輔料來源困難和缺乏銷路而停產，但酒廠卻一直生意興隆。而且，郁達夫還有意使酒含有高濃度的酒精，讓日軍喝了後身體發生毛病。

儘管如此，武吉丁宜的日本憲兵還是常常問他：“你的夫人呢？”郁達夫問總是說：“太太死了，兒女都在國內。”但他耽心時間長了，難免引起日本憲兵的更大疑心，因而決心再婚。在朋友和熟人的幫助下，他先後見過幼稚園教師李小姐等幾位女姓，但都未能成功。最後，他認識了巴東的何麗有。何麗有，1924年11月出生於廣東省台山縣的一個貧窮人家。她的父母生有7個子女，她排行第三。當她10歲時，被賣給一個姓陳的作養女，改名為陳蓮有，後來姓陳的一家人把她帶到蘇門答臘的巴東定居。她沒有受過教育，能講粵語和印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