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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1964年6月）、《狂俠天驕魔女》（1964年7月）、《慧劍心魔》（1966年5月）、《風雷震九州》（1965年9月）、《飛鳳潛龍》（1966年11月）、《俠骨丹心》（1967年10月）、《瀚海雄風》（1968年3月）、《鳴鏑風雲錄》（1968年6月）、《遊劍江湖》（1969年7月）共計19部小說，大都發表在《大公報》、《新晚報》、《商報》、《正午報》這幾家刊物上，很多作品是一年內三部一齊上，如1959年、1961年。1961年開寫三部時，1959年的三部有的還沒寫完，頭緒紛雜卻條理清楚，實非易事，這是完全不同於其他作家的寫作方式的。而金、梁二位每日寫作，難免有急就章之誤，這也是現在金庸要花大氣力訂正、改寫其原稿的錯漏之處的原因。他的說法是古人有“悔少作”之說，他也要將當時匆匆寫下的錯漏進行修正，以期改得更合理、更完美一些。有人對此不以為然，有人則贊他認真改寫，可將其作品視為文學經典，云云。

這一段時期，古龍也走入他創作的豐收時期，從《浣花洗劍錄》（1964年）、《大旗英雄傳》、《名劍風流》、《武林外史》、《絕代雙驕》都是1965年、66年間撰寫的，《鐵血傳奇》（楚留香故事系列）（1967年），其後的《多情劍客無情劍》、《鐵膽大俠魂》二部曲（又名《風雲第一刀》），營造出古龍小說的特殊風格與寫法。

我不想以嚴格的時間來劃分新武俠文學的三個階段。譬如說，金庸的《鹿鼎記》是1969年開始寫的，對梁羽生的作品，我也劃至1969年7月開始連載的《遊劍江湖》止。可以說，梁羽生的作品的劃分主要在時間上，但將他們二人的劃分放在這一時間點上，也有一點理由。就是他們二位均是報人，除了寫武俠小說之外，還得編報，寫副刊、社論等，也有散文（金庸多一些政論體散文，梁羽生多一些文化、文學題材散文）。因而，都不免受到當時在中國大陸發生的文化大革命的影響。比如，金庸的《笑傲江湖》，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在諷刺文革中愈演愈烈的“個人崇拜”的。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則往往為堅持他的歷史觀而努力，這是要承受政治壓力的（他在左派報紙工作），彼時的大陸，一切歷史的研究都必須以階級鬥爭為主線來指導的，這是完全否定了文革前及解放前的研究方法及傳統的。當然，有人說《女帝奇英傳》對武則天的肯定的寫法與江青吹捧武則天有關，言外之意是梁羽生投其所好。其實，《女帝奇英傳》是在1961年7月1日刊載，1962年8月6日載完的，彼時的江青還不知在哪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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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武俠文學五十週年回顧（5）

其次，金庸的最後一部作品是《鹿鼎記》，這部作品一反武俠小說的傳統，塑造出一個無一武俠之技的江湖小混混的“傳奇”。《鹿鼎記》的寫法與上述金庸的小說大相徑庭，表現出一種新風格，也可說是金庸的一種新嘗試，而且這部小說在《明報》上一直連載到1972年9月才完結，也可視作大部分篇幅是在七十年代初才完成的，這是否意味著新武俠小說的“新”之轉變？可惜的是，金庸至此封筆，未能再往這方面走下去。關於《鹿鼎記》的研究，已有許多大家的文章，我這裡不加個案的分析。

古龍在七十年代也漸踏入晚期，他也力圖在變，而且變得最多最大。葉洪生就指出他其實是自1970年推出的《蕭十一郎》而開始這個轉折點的。這部小說是先推出電影，爾後才“還原”為小說的。而自此以後，古龍的作品就以散文詩體（很少超過二行的段落）而寫作了《流星·蝴蝶·劍》、《歡樂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