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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見了司馬光，都畢恭畢敬地尊稱“君實相公”，並高興地說：“幸得大蘇學士教導我……”

司馬光跌足長嘆：“我家這個老僕，活活被子瞻教壞了。”

如此司馬光，一生為官居家，人品皆無可挑剔，即使政治對手王安石也心悅誠服。《三朝名臣言行錄》對他溢美之詞，毫不吝嗇，曰：“公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其好學如飢渴之嗜飲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退居於洛，往來陝洛間，皆化其德，師其學，法其儉。有不善曰：君實得無知乎！博學無所不通。”

他在當時民間的威望更高。世人在談到司馬光時，都說“君實乃真正的腳踏實地人也。”崇寧初年，蔡京、蔡卞專權，藉口復辟“王安石變法”，將當時反對變法的人士都列入“元祐奸黨籍”，司馬光名列榜首，宋徽宗親自上書，召集工匠在全國各地刻石立碑。在長安，參與刻石的工匠常安民說：“我是愚蠢無知的小民，不懂得朝廷立碑的重大意義。但名單上的那些人，如司馬相公之類，天下老百姓都說是忠良正直之人，而你們今天竟說是奸邪，我實在不忍心刻字！”

官吏大怒，喝斥他必須刻石，否則就是對抗聖上，死罪難逃！

常安民哭了，請求說：“既如此，我就刻吧！但請求不要把我的名字刻上碑上，以免後人以為我是罪人！”

在“王安石變法”的政治旋渦中，司馬光也不可避免地捲了進去。關於司馬光和王安石的友誼和交惡、王安石變法的是是非非，自然是一言難盡。

司馬光為何成了堅決反對“王安石變法”的“拗相公”？這可能與他看到了變法的一些弊端有關，也與他保守耿介的性格有關。一則小故事足以說明他的性格為人。

嘉祐七年，仁宗趙禎率后妃、百官駕御宣德門看戲，看到半裸的女相撲士們閃亮登場、激情表演時，眾人大樂，惟獨司馬光大驚失色、目瞪口呆。司馬光憤然不已，立即揮筆上書《論上元令婦人相撲狀》，“今上有天子之尊，下有萬民之眾，后妃旁侍，命婦縱觀，而使婦人裸戲於前，殆非所以隆禮法示四方也……”

但是，這篇強烈呼籲嚴禁女子相撲的奏章，一旦送到仁宗皇帝那裡，就象他那些反對變法的奏章到了神宗那裡一樣，僅僅“撲通”一聲，就“杳然若投沙礫於滄海之中，莫有知其所終者”，令司馬光非常傷心、失望。我想，趙禎大概瞥了一眼他的奏章，隨即扔進垃圾箱，還壞笑了幾聲：“哼，禁你個鳥！朕要的就是這美女裸撲的效果，懶得理你！”

雖然司馬光連連上疏，決心以丟官和效死來竭力議爭，王安石變法還是在神宗皇帝的支援下有聲有色地開展起來。司馬光不得已沉默下來，主動申請離開京城，　擔任西京留守禦史臺的閒差，退居洛陽，一呆就是十年餘。

這是他政治上最失意的時期。他自幼成名，胸有大志，但宦海浮沉，而今已年過五旬，自覺一事無成，未免傷感嘆息。《錦堂春》中，借抒發春光流逝之嘆，來感嘆自己的身世離愁，言詞閒雅，哀傷含蓄，大概就作於此期：

紅日遲遲，虛郎轉影，槐陰迤邐西斜。

彩筆工夫，難狀晚景煙霞。

蝶尚不知春去，謾繞幽砌尋花。

奈猛風過後，縱有殘紅，飛向誰家。

始知青鬢無價，嘆飄零官路，荏苒年華。

今日笙歌叢裡，特地諮嗟。

席上青衫溼透，算感舊、何止琵琶。

怎不教人易老，多少離愁，散在天涯。

政治上的失意，卻成全了一個傑出的歷史學者。司馬光嘔心勵血編著的《資治通鑑》，是中　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被贊為“除《史記　》之外，幾乎沒有任何一部可媲美的史著”。他透過編纂史著，從歷史的成敗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