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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是個浪漫的唐·吉訶德式的空想家，是半個藝術家。在好幾方面不同於那幾個賣藝人，但他不僅同樣漂泊，也同樣迷戀性愛和危險。他覺得拉威恩長得像男孩子，但有不可抗拒的魅力。他覺得舒曼和霍姆斯很勇敢。他和他們交朋友，跟在他們身後，希望瞭解是什麼需要使他們的生活如此活力充沛，藉以瞭解自己需要什麼。他希望在他們身上體驗刺激，以滿足自己感覺到但做不到的需要。他寫完舒曼的冒險生涯後上床，想象拉威恩的胴體，做荒唐的夢。但他至多想象自己爬進舒曼的機艙，至多摸摸拉威恩睡的床單。

最後，他追求的經驗得不到深化，到此為止，不求進一步瞭解。他雖然介紹了許多情況，但瞭解得並不多。他有他們那樣的衝動，但是和他跟蹤的那些人一樣難懂，他自己的生活邏輯也和這些衝動一樣難懂。

賣藝人逃避世俗、追求英雄主義和性刺激，但出發點和採取的行動不太高尚—

—僅僅為了掙到“足夠的錢過日子，跑下一個碼頭”——儘管品性特點與眾不同，形象大為縮小，他們冒的風險和追求的目標之間的關係太微不足道了。關於他們的勇敢，記者的報道含糊而不加評論，這也許是因為他周圍的世界太腐敗懦弱，也太需要英雄了。社會賢達芬曼上校集猥瑣卑鄙於一身，打骨子裡不誠實，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他代表一個一切價值觀消亡的世界。賣藝人則相反，雖然可說一無所有，卻保留了過去的勇敢和榮譽等信念。他們的光榮在於：要愛便切切實實地愛。

他們的幹勁和勇氣使他們凌駕於下面的死氣沉沉的荒漠般的城市之上。透過他們，作者點出真正判斷憂劣的英雄主義標準。《標塔》結束前，他給每一個角色表現高尚行為的特殊機會，而且讓每一個角色都經得起考驗，從而表示對他們的喜愛，讓他們證明自己值得記者信任。拉威恩對記者保證，她所說的全是真的，記者對他說：“沒關係，即使說謊，我也相信。”他們的信念超脫生活的環境，引起人們的讚羨，也引起恐懼，因為它們誘導人瘋狂地追求危險。他們的成功和失敗一樣空虛，因而他們的生命註定要失敗，註定“轉瞬即逝，像不長胃的蛾子，今天生下，明天死去。”《標塔》和《聖殿》一樣，蒼涼而悲壯。書中所寫的世界猥瑣罪惡到了極點，讀後令人憤世嫉俗，甚至感到絕望。《標塔》和《聖殿》一樣，倉促寫成，因此質量不均。但有一點和《聖殿》不同，其弱點主要是因為未能實現小說的結構。

把四肢發達、頭腦滯鈍的人物同四肢滯鈍、頭腦發達的記者放在一起，應該大有文章可做。在《押沙龍，押沙龍！》中，類似的結構產生驚人的效果。《標塔》中的效果令人失望，主要因為記者大膽小、太容易滿足、太沒有個性。他忠於觀察並報道人們的生活，但太忠實，束手束腳無法獨立，乃至於說他自己的工作無關重要，一個十足的報道者，不需要有自己的名字。結果，《標塔》中描寫飛行員的篇章最為有力，接近《榮譽》《死亡制動器》和《墳墓裡的旗幟》，描寫記者的段落最差勁，這個人膽小無能，因此一事無成。他的缺點不是不忠實或者不可靠；狹義地說，他是一個好觀察員，好記者，但是他不會創造自己的天地，因此不太能引起讀者的興趣。

《標塔》寫完以前，福克納便希望好萊塢能買下。他賣給電影廠的故事多些，就可以少花些時間寫劇本。幾個星期以來，他一直渴望回去寫《押沙龍，押沙龍！

》，可是一直缺錢用。這已是常事。除了他和埃斯特爾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