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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去年我做編輯時,老太婆手下的一名干將和她鬧掰了,就找到我揭她的老底兒,說那些捐贈的財務大部分都進了她私人腰包,她的愛心是假的,還舉例:“記得春節那次你們去養老院採訪嗎?老人們穿著一家公司捐贈的新羽絨服,你們前腳剛走,後腳她就讓老人把羽絨服都脫下來打了包裝……”這廝還鼓動我調查調查老太婆,給她曝光,當時我想都沒想就拒絕了。一來,編輯不方便管採訪的閒事;二來話說是說,證據就那麼好抓呀?何況人家也不是軟麵糰;再者,她要倒了,兒童村說不定就會解散,那孩子們怎麼辦呀?還到街上去流浪?他們現在畢竟還有個吃住的地兒。

進行了代理媽媽與兒童村簽約的儀式,我、攝影記者和劉艾麗就走出了兒童村的大門,說完再見了,劉艾麗卻忽然又轉身問我:“我今天這身漂亮嗎?”我本不想給她好臉色,可一想明天還要勞煩人家把趙婷帶來呢,便臉色一轉說了句玩笑話:“漂亮,挺漂亮的,就是看上去有點兒冷!”劉艾麗的臉上就燦若桃花了……

電腦螢幕右下角的數字計時已明確顯示“10:41”了,心裡盼得急切,這時間就度日如年。我機械性地敲打著《部門月工作情況總結》,心裡卻像長了草,這是主任孫燕特意交代給我的小任務,我這個副主任有時就是她的秘書。我不禁又看了一下數字計時,才過了兩分鐘——這個世界上確確實實存在著從天一亮就盼著天快黑的壞人,是那些竊賊還有我,盼著暮色快點降臨,我好見上一見那讓我朝思暮想,衣帶漸寬的趙婷!

被我調成了振動的手機,忽然在桌面上“嗡嗡”地動起來,是劉進打來的,告訴我他的父母剛在濱江路給他買了一套兩室一廳的裝修房,120平米的,要請哥兒幾個週末去他的新房“燎鍋底兒”。這小子新處的那個美術學院的女生還有兩年才畢業呢,他的父母倒挺心急的。重新放好手機,我心裡頓生感觸,我是有點兒嫉妒了。

劉進的家在一個小縣城裡,父母在當地是比較風光的人物,一個是縣政府辦公室的主任,一個在外貿部門工作,油水當然都大大的,家庭條件優越,唯一的這麼一個兒子理所當然就應繼承一些資本,問心無愧地免去人生拼搏之路上的幾多艱難。不像我,家庭條件一般般,畢業後甩開膀子奮鬥了幾年,積攢的銀子也才夠買個幾平米的衛生間。看來在上帝面前,“公平”無所不存,也有所不在。

好不容易捱過了中午飯,又到了晚飯的時間,劉艾麗終於打來電話,說她和趙婷正往市政府旁的“紅葉演歌城”趕呢,並嗲聲嗲氣地說她們還沒吃飯,讓我先表示表示,我說沒問題。出了報社大樓,我就上了一輛計程車。

坐在計程車上,我幾度啞然失笑,弄得司機莫名其妙,我是在想:趙婷怎麼會選這樣一家歌廳請我們玩呢?“紅葉演歌城”這五個字曾和徐冬所在晚報一起名噪一時,因為有一天,在“紅葉演歌城”內偷拍的一張5個女孩當著客人面大跳裸舞的照片,就擋著馬賽克誇張地彩印在晚報的頭版上。那是晚報記者很成功地一次暗訪行動,說的是隻要給該歌廳的小姐100元小費,她就能光著身子在你面前瘋狂扭動半個時辰,對這篇報道,市民們在茶餘飯後津津樂道,而從來都一臉嚴肅的有準黨報之稱的晚報,忽然不顧身份地“賣”了這麼一把,也頗讓人刮目相看。有關部門根據報道進行了查處,但沒多久該歌廳就重操舊戲了。在這樣一個所在,我們三個人或吟唱或乾嚎,而隔壁包間裡就或許有裸身男女上演乾柴烈火,這不是很幽默嗎?

我們是在“紅葉演歌城”旁的“北京烤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