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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版本標價二十元，但公安局文保處的稽查事先以一般讀者的身份買了兩冊，每本是三十元。

這個書攤老闆被傳喚到了公安局，據他交代，書是從北京發來的，北京的發書人告訴他“如果餘秋雨來查問，給他一筆象樣的錢就可以了。”這口氣與幾年來我不斷接到的深夜電話前後呼應。再問北京發書人的身份，果然很有背景，與文化傳媒界關係密切。

上海市公安局文保處的兩位負責人找到了我，他們大惑不解的是：

“這麼一本嚴肅的談文化的書，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用三十元的黑市價去購買？”

我說：“按照慣例，這是被批判的書才享有的價碼，人家早就策劃的。”

原以為人家的策略是“貶值傾銷”，到頭來一看，要貶值的只是人，而不是書價。

中國讀者好奇，想看看“一個情緒化動物”究竟如何造成了“學術文化的一次倒退”，想看看在九十年代後期仍被判為“反動”的文章究竟是什麼樣的，因此願意掏錢了。當然我也不否認其中很多購書者是出於對我的信任。

應該承認那些深夜給我打電話的人取得了不小的經濟成功，我也領略了他們無所不能的力量。難怪他們在電話中的聲音總是那麼緩慢而渾厚，很有磁性。

得知實情的朋友都責怪我：“那麼多正規出版社都在搶，你為什麼拖了那麼多年不答應？”

我說：“這就是我的悲哀。原來只有一個念頭，怕讀者買重複的篇目，現在倒好，全讓盜版集團去鬧騰了，讀者更吃虧。”

四、搏鬥的印佰

那麼，現在該怎麼辦呢？

這些天，來自全國各地指證《山居筆記》錯別字的信件越來越多，我為了防止讀者繼續上當，請求《新民晚報》的記者俞亮鑫先生髮布一條訊息，希望讀者不要去買這個盜版本。但據公安局文保處的先生說，這樣做至多使上海書攤的老闆們暫時把那些盜版本藏匿幾天而已。

唯一的辦法是快速出一個正本。復旦大學的陳思和教授也這樣勸我，而我仍然在擔心部分篇目與《秋雨散文》重複的問題。萬般無奈中打電話給《收穫》雜誌的副主編李小林女士，李小林說：“《山居筆記》是設在我們雜誌的一個專欄，我們正好與文匯出版社在編一套《收穫文庫》，這書原來就要收在裡邊的。”她又說：“浙江文藝出版社選編《秋雨散文》時這個專欄還只連載了一部分，至今大陸讀者還沒有見到過《山居筆記》全貌，由我們出一個正本理所當然。”

《收穫》當然有編印自己專欄的權利，讓《山居筆記》迴歸自己的出生地，我沒有理由不同意。而且除此之外，我再也想不出其它遏制盜版本的辦法。請我的讀者們原諒，這本書裡有你們也許已經讀過的一些篇目，但盜賊當前，只能如此辦理了。眼前這本書如果還有一點儲存價值，那就是它在二十世紀末尾留下了一箇中國文人與盜賊們搏鬥的印佰。

一個王朝的背影

我們這些人，對清代總有一種複雜的情感阻隔。記得很小的時候，歷史老師講到“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時眼含淚花，這是清代的開始；而講到“火燒圓明園”、“戊戌變法”時又有淚花了，這是清代的尾聲。年邁的老師一哭，孩子們也跟著哭，清代歷史，是小學中唯一用眼淚浸潤的課程。從小種下的怨恨，很難化解得開。

老人的眼淚和孩子們的眼淚拌和在一起，使這種歷史情緒有了一種最世俗的力量。我小學的同學全是漢族，沒有滿族，因此很容易在課堂裡獲得一種共同語言。

懊像漢族理所當然是中國的主宰，你滿族為什麼要來搶奪呢？搶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