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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湊熱鬧，掏出的票子較平時翻倍。

徐鑄成回憶：“抗戰前一年，是我在上海過的第一個新年。除夕深夜，費彝民、王芸生兩兄駕車來邀去觀光上海的新年夜景。先去老城隍廟和永安公司的天韻樓兜了一圈後，到了南京路的紅廟，只見成群的鶯鶯燕燕，都穿著一色的紅綢褲襖或紅旗袍，一個個虔誠跪拜，燒紙錢上香，還有些西裝革履或袍褂儼然的青年或大腹便便的壯年們跟隨著。聽說，這些姑娘們，都是一等、二等班子裡‘生意上’的。”

1927年秋，羅亦農在上海新閘路麥特赫斯特路口租了一個二樓二底帶廂房的房子，房子和傢俱都不錯，用鄭超麟的話說：“簡直像一個闊人的大公館。”1928年元旦，羅亦農在這裡辦了數桌酒席，瞿秋白、王若飛、陳喬年、蘇兆徵、鄧小平、鄭超麟、夏之栩等二十來人到此過年。鄭超麟後來回憶說：“大家吃得痛快，玩得痛快，特別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致我至今還記得不少參加的人。”很多人大概因為平時處於險境，神經繃得過緊，藉著過年徹底放鬆一下，因而有鄭超麟所謂“痛快”一說。席間不少人都喝醉了，鄭超麟當時正和劉靜貞談戀愛，遂成為大家鬨鬧的物件。鄭尋機從後門逃走後，卻被王若飛醉醺醺地追到街上把他拉了回去。

沈尹默回憶說：“‘五四’前後，有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每逢元日，八道灣周宅必定有一封信來，邀我去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人，每年必到的是：馬二、馬三、馬九弟兄，以及玄同、柏年、逿先（朱希祖）、半農諸人。席上照例有日本新年必備的食物——粢餅烤魚之類，從清晨直到傍晚，邊吃邊談，作竟日之樂。談話涉及範圍極其廣泛，有時也不免臧否當代人物，魯迅每每冷不防地、要言不繁地刺中了所談物件的要害，大家鬨堂不已。”

畫家司徒喬回憶說，1925年除夕，“一位燕大同學請我吃辭年飯，我走到筒子河邊，經過一間施粥廠門前，突然有四個全副武裝的警察，高舉著棍棒，手推腳踢把一個拖著兩個孩子的孕婦撲打出來。問起原因，是那婦人討了一碗粥給孩子們吃了，最後想為自己討一碗，就是為這，四個大漢子撲打凌辱她。這滅絕人性的事件使我無法參預同學們的除夕宴敘，我跑回宿舍，把當時情景快筆記下，因為素描基礎不好，又是憑記憶追溯，畫得十分粗糙，怕只有自己才認得出那筆線所傾訴的東西”。這幅畫後來被魯迅從一個展覽會上買去。

1934年春節，茅盾寫了一篇《上海大年夜》，他自稱這是他實地考察的記錄。茅盾後來回憶說：“報紙上早就說‘市面衰落’，實際是南京路的商店至少有四五十家過不了年關，單是房租，就欠了半年多。房東要求巡捕封店，還沒解決，因為工部局如果發封，就傷它統治下的大上海的體面。各報也因農曆大年夜而停刊，但出有號外，這些號外上，只有電影院的廣告，極盡誇大、刺激、誘惑的能事。馬路上，排著長蛇陣的，只有電車、公共汽車和私人的或出租的小汽車。黃包車幾乎無人光顧，因為它們的老主顧——小市民，口袋已經空了。電影院（高階的）卻是每場都滿座，我們九時半去買票，跑了兩三家，都沒有買到。後半夜，大上海的馬路上已經冷冷清清。歸家的路上，碰到一位鄉親，他告訴我：南京路的商店只有兩家半是賺錢的；這兩家是三陽南貨店和五芳齋糕團點心店，那半家是冠生園。”

1935年除夕，魯迅致信黃源：“今年爆竹聲好像比去年多，可見覆古之盛。十多年前，我看見人家過舊曆年，是反對的，現在卻心平氣和，覺得倒還熱鬧，還買了一批花炮，明夜要放了。”次日，即大年初一，魯迅又致信楊霽雲：“今年上海爆竹聲特別旺盛，足見覆古之一斑。舍間是向不過年的，不問新舊，但今年卻亦藉口新年，烹酒煮肉。且買花炮，夜則放之，蓋終年被迫被困，苦得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