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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面對一個難題，就是中國人普遍把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畫等號。總認為社會主義就是計劃經濟，資本主義就是市場經濟，今天搞市場經濟就是搞資本主義。由於這個理論問題沒有解決，所以中國的企業改革就出現了徘徊、停滯、觀望的局面。這些錯誤的看法和認識，不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不符合中國改革開放這樣一個重大戰略性調整，不符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黨提出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中國改革要向縱深發展，首要的難題要從理性上解決這些認識。

何大福接著挑開第二個問題：以經濟效益為中心與政治掛帥的問題。

新中國成立以後，一直強調政治掛帥，特別是“###”中，政治掛帥被喊得震天響，所有的中國人都害怕戴上一個政治不掛帥的帽子。改革開放中，作為一個企業領導人，重要職責就是走向市場、搞市場經濟，按經濟規律把企業辦好、辦活、辦強、辦大。要這樣就必須要把企業的根本目的搞清楚，那就是創造合理的和較好的經濟效益，應該以效益為中心。作為國家應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作為企業應以效益為中心。因此，我們所有活動都必須以效益為中心來展開。企業一系列活動都應當是經濟運作，都屬於經濟領域的行為，並不是一動就牽涉到政治掛帥的問題。這個理論問題也是個大是大非問題。如果不解決，我們就不敢放大膽去創辦好企業。很多人長期以來揹著政治掛帥的枷鎖，很難有所突破。搞經濟的人，在國家地位排在第三第四位，在社會上認為是排後面幾位的人才。一句話，在中國搞經濟不如搞政治，這個現實問題更加影響企業在經濟改革中的發展。所以我們認為，不把政治掛帥的帽子從自己頭上拿掉、從企業頭上拿掉、從思想上改過來是不行的。

講壇上的風波（2）

何大福越說越關鍵，一口氣又說了其他幾個問題，他說：第三是企業與政府的關係問題。

改革開放，一個重大內容是政企分開。將企業從政府的懷抱中抱出來推向市場。以往幾十年在計劃經濟領導下，所有企業都是由政府來包的，資金大部分由政府來投資，產品大部分由政府安排，市場也由政府來控制。現在要將政企責任分開，社會上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一個企業按市場經濟規律辦事，“不找市長找市場”，政府官員就有一種失落感，認為你現在目無組織、目無領導，眼裡沒有政府了。如果我們企業什麼事都找政府、都請示政府，遇到棘手問題時政府官員又說：不是叫你們找市場嗎？你們怎麼又找我們？所以政企難分難解的問題，一直束縛著中國企業的改革。

幾十年來，政府官員習慣於什麼事都想參與，什麼事都要發表意見，什麼事都要制定一些管理辦法。企業經濟制度在改革，政府政治制度沒有改革，從而出現政企關係難以處理的棘手矛盾。很多企業也養成了一個事事找政府的壞習慣，認為只有這樣做錯誤犯的少，可以不會影響政企關係，得到政府的庇護，對企業非常有利。當地有一家企業，辦垮了辦糟了。在追究責任的時候，這個企業領導人抓著一個筆記本說：這個企業是某某領導要求辦的，支援辦的，叫我們這樣辦的，這個責任怎能由我們來承擔呢？政府難道一點責任沒有嗎？所以現在一些企業辦垮了、辦糟了、辦倒閉了，所有債務都由政府掏錢，所有人員都要政府安排。所以很多職工就圍在政府周圍轉，坐在政府大門口，要求政府解決問題。

改革開放，搞好政企關係是一個重大課題。以往的做法形成，各級政府的負責人就是該級地區企業的總經理，企業只不過是他一個小部門。時至今日他們還是以這樣的習慣來處理問題、解決問題。特別是改革開放向縱深發展時，仍然是企業在干政府的事，政府在幹企業的事，政企難分難解。這個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