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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封無賴氣十足的信，可以作為心理學研究的素材。是變態心理學還是社會心理學？都可以，但我更看重它隱藏在特殊文詞後面的社會普遍性。當年得中計程車子們如果有機會讀到王泠然的這封信，也許會指責他的狂誕和唐突，但就他們的內心而言，王泠然未必孤獨。

四

面對著上述種種悲劇和滑稽，我們不能不說：由一代又一代中國古代政治家們好不容易構想出來的科舉制度，由於展開方式的嚴重失度，從一開始就造成了社會心理的惡果。

這種惡果比其它惡果更關及民族的命運，因為這裡包含著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急劇退化。科舉制度實行之後，中國的任何一個男孩子從發矇識字開始就知道要把科舉考試當作自己的人生目標，除了不多的少年及第外，他們都將為這種考試度過漫長的年月。一種在唐代就開始流行的說法叫“五十少進士”，意思是五十歲考上進士還算年輕，可見很多知識分子對科舉的投入是終身性的。這樣的投入勢必會產生堅硬的人格結果，不僅波及廣遠，而且代代相傳。現代文化史家總習慣從先秦諸子的各種論說中來考索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人格的哲學構成，這固然無可厚非，但據我們的切身經驗，人格主要是由一生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塑造成的，大量中國古代知識分子一生最重要的現實遭遇和實踐行為便是爭取科舉致仕，這當然會比曾在先秦典籍中讀到過的某一種學說更強悍地決定他們的人格構成了。

科舉制度本想對中國知識分子作一番選擇的，沒想到選擇過程變成了塑造過程，而這種塑造有很大一部分是惡性的。

科舉像一面巨大的篩子，本想用力地顛簸幾下，在一大堆顆粒間篩選良種，可是實在顛簸得太狠太久，把一切上篩的種子全給顛蔫了，顛壞了。

科舉像一個精緻的閘口，本想匯聚散逸處處的溪流，可是坡度挖得過於險峻，把一切水流都翻卷得又渾又髒。

在我看來，科舉制度給中國知識分子帶來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遺傳，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伺機心理。科舉制度給中國讀書人懸示了一個既遠又近的誘惑，多數人都不情願完全放棄那個顯然是被放大了的機會，但機會究竟何時來到又無法預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機以待。等待期間可以苦打苦熬、卑以自牧，心中始終暗藏著翻身的一天。“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等等諺語，正是這種心理的通俗描述。歷來有這種心理的人總被社會各方贊為胸有大志，因此這已成為一種被充分肯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伺機心理也可稱作“苦熬心理”和“翻身心理”。本來，以奮鬥求成功、以競爭求發達是人間通則，無可非議，但中國書生的奮鬥和競爭並不追求自然漸進，而是企盼一朝發跡。成敗貴賤切割成黑白兩大塊，切割線前後雙重失態：未曾及第，連家也不敢回；一旦及第，就成了明明暗暗的王泠然，氣焰蔽天。王泠然滿口潑辣，只因為前些天還是一個苦熬者，憋了那麼久，終於報仇雪恨般地突湧出強烈的翻身感。由此倒逆回去，可以推知中原大地上無數謙謙君子、溫文儒者，靈魂未必像衣衫那麼素淨，心底未必如面容那麼詳和。

他們有世界上最驚人的氣量和耐心，可以承受最難堪的困厄和屈辱，因為他們知道，迷迷茫茫的遠處，會有一個機會。然而，機會只是機會，不是合理的價值選擇，不是人生的終極關懷。所以，即便在氣量和耐心背後，也隱潛著自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