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矚目的成功者,也無以真正地自立歷史,並面對後代。應該說,這是科舉制度在中國書生身上留下的又一遺憾。

不知道當年升沈於落第和及第狂潮中的書生,有幾個曾突然領悟到科舉對自己的人格損害?我相信一定會有不少,否則我們就讀不到那麼多鞭辟入裡的記載了。

但是,一種由巨大的政治權力所支橕的國家行為,怎麼會被少數明白人的抱怨所阻遏呢?而這少數明白人的明白,又能到什麼程度呢?

我曾注意到,當年唐代新及第的不少進士,一高興就到長安平康里的妓院玩樂。平康里的妓女,也樂意結交進士,但交談之下,新科進士常常發覺這些妓女才貌雙全,在詩文修養、歷史知識、人物評論等方面不比自己差,當然,她們沒有資格參加科舉考試。面對這些妓女,新科進士們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內容都立即退色,唯一剩下的優越只不過自己是個男人。男人以知識求官職,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點知識,她們卻在談笑中一一降伏。我不知道這些男人,是否因此而稍感無聊?

男人有家眷而拋舍親情,妓女有感情而無以實現,兩相對視,誰的眼睛會更坦然一點?幸好發現一條史料,說福建泉州晉江人歐陽詹,進士及第後到山西太原遊玩,與一妓女十分投合,相約返京後略加處置便來迎娶。由於在京城有所拖延,女子苦思苦等終於成疾,臨終前剪髻留詩。歐陽詹最後見到這一切,號啕大哭,也因悲痛而死亡。這件事,好像可以成為戲曲作家編劇的題材,而我感興趣的只是,終於有一位男人,一個進士,在他的人格結構深處,進士的分量不重,官職的價值不高,卻可以為愛情付出生命的代價,即便這種愛情的外部形象並不高雅。他的死亡,以一種正常人情的力量,構成了對許多進士殘缺人格的嘲笑。

科舉制度在人格構建上的諸多弊端,至少不可能被當時的決策者徹底洞悉。他們中有不少人也是從科舉的路途而踏上高位的,無法看透自己和同道們身上的根本性隱疾,但是他們卻感到了科舉制度所遇到的麻煩。就像一屋子喝醉的人誰也沒有意識到自己喝醉了,只感到桌面的傾斜、杯盤的搖晃。他們開始整治科舉制度,只在具體操作規程上著眼,出了很多新點子,又遇到很多新障礙,消消停停千餘年,終於沒有走通。

十萬進士

最近一個時期我對中國古代的科舉制度產生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其原因,可以說是“世紀性”的。

二十世紀已接近末尾,如果沒有突然的不幸事件,我們看來要成為跨世紀的一群了。能夠橫跨兩個世紀的人在人類總體上總是少數,而能夠頭腦清醒地跨過去的人當然就更少。稱得上頭腦清醒,至少要對已逝的一個世紀有一個比較完整的感悟吧?因此我們不能不在這繁忙的年月間,讓目光穿過街市間擁擠的肩頭,穿過百年來一臺臺已經凝固的悲劇和喜劇,一聲聲已經蒸發的低吟和高喊,直接抵達十九世紀末尾、二十世紀開端的那幾年。在那兒,在群頭懸長辮、身著長袍馬褂的有識之士正在為中華民族如何進入二十世紀而高談闊論、奔走呼號。他們當然不滿意中國的十九世紀,在痛切地尋找中國落後的原因時,他們首先看到了人才的缺乏,而缺乏人才的原因,他們認為是科舉制度的禍害。

他們不再像前人那樣只是在文章中議論議論,而是深感時間緊迫,要求朝廷立即採取措施。慈禧太后在1901年夏天頒佈上諭改革科舉考試內容,有識之士們認為科舉制度靠改革已不解決問題,遲早應該從根本上廢止。1903年的一份奏摺中說:

科舉一日不廢,即學校一日不能大興,士子永遠無實在之學問,國家永無救時之人才,中國永遠不能進於富強,即永遠不能爭衡各國。

說這些英氣勃勃的沖決性言詞的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