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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支付55億軍費開支。”

宋彪短暫的思索片刻，問顧維鈞道：“你認為這場戰爭會持續多久？”

顧維鈞想了想，答道：“臣下以為這恐怕要取決於皇上的意思，如果只是想要結束戰爭，今年之內就可以做到，如果皇上決議要籍此一戰將日本從列強的席位上抹除，使得日本在長遠的數十年間都難以威脅我國，那可能就要兩三年之久，甚至更久。只是從國內經濟的角度考慮問題，就現階段而言，帝國中央財政的1/3都用於軍費的話，大約在兩年內還不會使得經濟趨於困難，但如果這一情況持續的太久，超過三年，或者四年，對於帝國經濟的影響就會擴大。”

宋彪提醒道：“世界範圍內的情況越來越複雜，蘇德之間發生全面戰爭的風險正在增加，如果是德國戰勝，德國極有可能在獲得足夠的資源保障後繼續反西歐，如果是蘇聯獲勝，蘇聯很可能將極左政府主義推行到整個東歐和德國，進一步威脅世界。所以，不管蘇德戰爭的結果如何，世界範圍內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風險都會進一步的增加，中國在這樣的環境裡絕對不能獨善其身。內閣要做好充分的準備，不要盲目樂觀，提前沽售一部分在海外的資產保障中央財政的儲備率絕非壞事。”

顧維鈞沉默無聲的思索著，並沒有急於答話。

中日戰爭正可謂之世界列強中的最富國家與最窮國家之間的戰爭，中日兩國在財政稅收的體系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況。

日本實行的是集稅制，中央政府收取一切稅收再重新分配給各地方政府，這有利於財政的高效使用，以及地方財政的平衡，在戰爭時期，這樣的財政政策更有利於維持戰爭的需求，使得日本能在以弱對強的戰爭中，憑藉較差的經濟基礎籌集足以同對方持平的軍費開支。

中國實行的是分稅制，在全國稅收總額中。中央政府同地方省政府大體保持在6。5：3。5的比例，在工業省的中央稅佔比較高，在農業省的中央稅佔比則較低。

這種稅收政策有利於地方政府實施一定程度的自治。保障基本的本省教育、福利、醫療、工農業扶持開支，即便是在戰爭環境下，地方政府的財政開支也足以維繫國家整體的穩定。

同日本政府不同的另一點在於，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總收入中。國家稅收佔3/4，其餘的1/4來源於中央資產的海外投資、外國債權、國家信託投資、國家戰略儲備的增值等，這部分的收益基本就等於日本全年的國家財政總收入的2倍。

當然。日本並不在意這樣的差距，他們打敗滿清和沙俄之時，基本也就面臨著這樣的巨大差異，使得日本一貫不覺得國家財政開支是決定軍事勝負的關鍵。

1938年，中國gdp規模佔世界的總比例就將超過38％，總量超過2510億中圓，全國稅收總額443。7億中圓。包含關稅之內的中央稅收收入佔67。43％，中央海外債權及國內外信託資產總額1370億中圓，當年的海外債權及信託投資增值繳納收益為91。4億中圓。

中國能有今天，很大程度上還是要感謝一戰和1929年的世界大蕭條，正是在這兩次危機中的鉅額貿易順差和風險投資。使得中央信託資產規模在二十年間翻漲了70倍，當年不足20億中圓的海外總資產在世界範圍內遠低於英美法德，一戰和中蘇戰爭之後憑藉沒收德國、沙俄在海外殖民地的資產，一躍成為世界上僅次於英美法三國的第四大海外投資國，1929年在大蕭條期間的操底，又進一步使得帝國超越美英法三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的資本輸出國和債權國。

於此同時，中國也是世界上經濟總量第一大的國家，無論是工業產值，還是農業產值規模都躍居世界榜首，總量為美國的1。5倍，也是世界上第一大的外貿順差國。

正因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