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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克勞德將軍，曾出任法屬西非軍司令。德國代表為恩利克？希尼博士，曾任德屬東非總督。義大利代表為馬柯迪伯爵，曾任意駐南美各國公使。

根據理事會決議，中國派前處長顧維鈞以中國代表處處長資格參加，於能鑷為國際聯合會調查委員會中國代表處專門委員身份參加。日方“參加委員”為吉田伊三郎，曾任駐瀋陽總領事。代表團秘書長為國聯秘書處股長哈斯。此外還有一些翻譯人員。

調查團臨行前，國聯行政院規定他們除調查日本在中國發動“九一八”事變而形成的滿洲問題外，也要調查中國的國內形勢。

因為日本在國聯宣稱，由於中國的政治形勢關係，中國政府已不能履行它的責任，即不能保護外國利益，特別是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利和利益。

言外之意，就是它是不得已才採取武力手段佔領東北，並且只有日本在中國東北保有武力，才能維護它的“條約和利益。”

日本的這一招法頗為高超。它隱含著的另一層意思是，告訴英美法意這幾大列強，你們在中國也都有著靠武力奪取的以各種條約約束的許多利益，如果我的利益你們不允許我進行武力保護，讓中國人嚐到了甜頭，那後果可是不堪設想，中國人也會蠶食侵犯你們的利益，以後你們的利益被侵犯，你們又如何來保護？

對於日本政府的“善意”提醒，各國政府雖然心知肚明，可是他們也絕對不願意日本在中國為所欲為，取得越來越大的利益。

要知道，利益是要均沾的，讓日本人利用地利之便和藉著經濟危機列強無法更多染指中國的時機，在中國取得超越所有列強的巨大利益，這是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至少也是不能輕易縱容的。

因此，調查團此行就要把握好一個度的問題。何況，現在國民政府正在纏著列強要收回關稅。

既不要讓中國人以為已有條約可以隨意侵犯更改，又要限制日本人獨享利益，就成了各國的一個不可明言的共識。

既然如此，調查團自然就要聽取各個列強政府的建議了。

李頓調查團行程不是首先去遭受日軍鐵蹄蹂躪的中國，而是先去詢問各個列強國家對該事變的態度。2月3日，調查團在聽取了法、意、德的意見後，由法國勒哈弗爾港出發，先到倫敦、華盛頓，然後再到日本。

儘管如此，調查團的成立，還是給日本政府帶來了很大壓力，政府內對關東軍的非議也開始增加，指責本莊繁、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花谷正不遵從政府政令和軍部軍令擅自挑起對華戰爭。

這讓關東軍很委屈，也很憤懣。他們明白，這是政府內一些畏懼西方列強的勢力，在為列強可能的制裁做準備了，他們需要找幾隻替罪羊。

既然明白了國內必勢力的陰謀，那就要想辦法解決危機，決不能坐以待斃。

本莊繁、板垣徵四郎、石原莞爾、土肥原、花谷正等人商量了幾天，最後想到了一個不是辦法的辦法。

要想減輕壓力，一個很好的辦法就是轉移別人的注意力，這樣壓力就會分擔。而且，如果替罪羊太多，政府內部的反對勢力也不敢對他們怎樣。

想到了辦法，那就要選擇事發的地點。哪裡最合適、又有哪個勢力更合適呢？

最後，石原莞爾建議，最合適的地點是上海。因為上呵遠東最繁榮的國際大都市，只有在那裡發生的事情才最能吸引列強的眼球。而且，那裡是海軍的地盤，除了事，海軍絕對難以置身事外，只要把海軍拖下了水，他們就不會有任何事情了，政府和軍部的反對派是絕對不敢同時挑戰陸軍和海軍的權威的。

石原莞爾的建議得到眾人的一致同意，必須要在上衡個大國際都市搞出點事情，讓包括日本政府在內的大家都去關注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