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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有很多蘇聯導演在北京。我們請他們看《中華女兒》。一個是拍《解放了的中國》的導演，還有一個故事片的導演格拉季莫夫。當時周揚同志、茅盾同志都在場，他們問：“這個電影我們可不可以拿走？”周揚同志說：“可以，可以。”

1951年我隨中國代表團到蘇聯去。在這之前《中華女兒》已經在蘇聯上演了，演出之後，拍《鄉村女教師》的頓斯克依導演，後來他拍了《偉大的公民》、高爾基的《母親》，給我寫了一封信來，還送了我一件禮物，一個圓形酒壺。

他在這封信裡，說特別欣賞一個鏡頭。就是胡秀芝入黨的時候，我用了一個鏡頭，紅旗底下一個鏡頭是牡丹，最美的花。我去的時候，影片已經翻譯成蘇聯話了，翻譯得好極了。錄音錄得非常有感情。對比之下我發現中國的錄音有點舞臺腔。另外他替我剪輯，壓縮了。畢竟是大師，他重新剪輯的非常精彩，我學了很多東西。

後來我到基輔去看他，一見面他就拍著我的腦袋說：“小孩子。”我送給他一個刻著他的名字的印章。他也不知道這是幹什麼的。他那時正在導演高爾基的《母親》。我就說：“我回去要拍一箇中國的《母親》。”他說：“好啊。”回來以後，我拍了《母親》，張瑞芳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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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撞火車的“拼命三郎”（1）

從《中華女兒》到《母親》中間還拍了一個片子。

我有一個特點，就是領導交給我的任務我一律接受，不講價錢，只要領導說給我拍，好，我就拍。我當作學習，熟悉業務的機會，當做練習。給我任務我就拍，所以我拍了一些也不是那麼好的。甚至於有一部電影，宣傳總路線的，一個多月必須拍完，連劇本都沒有，只有一個舞臺劇叫《春風吹到諾敏河》，東北的，寫合作化。那會兒我們黨宣傳合作社，為配合這個宣傳，要拍這部影片。舞臺劇的原作者是安波（這個同志犧牲了），我拿著這個劇本跟海默合作把舞臺劇改成電影，兩天兩夜沒睡覺，然後又四天四夜沒睡覺分鏡頭，八天八夜沒睡覺，第九天開拍。

外景在長春電影製片廠附近的四十里的農村。白天拍完外景，吃過晚飯，坐著大汽車回到電影廠拍房子裡的戲。拍完戲12點了，坐著大汽車回到農村去睡覺，天亮了起床拍外景。

這麼拍了幾天，人非常疲勞，連司機都疲勞。有一天晚上，拍完戲要回去了，我們有兩輛車，一個吉普車、一個大卡車，卡車坐工作人員、演員；我還有攝影師坐吉普車，攝影機也放在吉普車上。大卡車拉著演員已經走了，演男主角的演員我沒讓走，我說：“你跟我坐小車舒服一點。”我們把膠片送到洗印車間，手續辦好了，才坐車走。

離電影廠十幾里路有一個火車岔道口。那個岔口不是正規的道口。因為在那兒附近建設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正在施工，運土、運料都從那兒走，沒有人管。我們過這個岔口時，攝影師、我的助理都睡覺了，男主角在我旁邊坐著也睡了，只有我和司機兩個人沒有睡覺。當時司機實際上也在半睡狀態。我在考慮明天應該拍什麼，幾個鏡頭怎麼拍。我正想著，剛走到鐵路這兒，只聽火車“咣啷，咣啷“開過來了。我說：“火車！”話音剛落，“咣！”火車就給汽車撞了。

汽車壓在火車道上，火車前邊不是有那麼一個鐵東西擋著嗎？汽車就掛在上面，跟著跑，而且橫著滾。我心裡清楚極了，撞火車了，全要犧牲了。頭腦清楚極了，只覺得一會兒這個壓在我身上了，一會兒那個打在我身上了，裡邊三四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