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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猜出了曹錕的心裡在想什麼,接著說道。
根據楊朔銘的要求,中國的每一種投入生產的武器裝備都要造兩種型號,一種是正常型,一種是則是簡化型。
“簡化型”是盡一切可能簡化的武器,只打算在戰時生產,象這一次賣給西班牙的試驗型坦克,便是在設計時研製的一種戰時使用的更為簡單的車型。在平時,這種型號能夠大量生產,但它們只被送往中國的友好國家。象中國最新式的步兵戰車,也有兩種型號,一種供中國陸軍使用,另一種則打算提供給中國的盟國朝鮮。如果這種戰車落入日本的專家手中,他們就會對這種步兵戰車和中國坦克的真正作戰能力得出一個完全錯誤的印象,因為這些出口型不同於華軍的自用型號——當某人在一個口袋裡裝上鈔票,而另一個口袋裡只放上幾張紙時,從外表上看是無法分辨兩個口袋裡面東西的區別的。…;
中國的現行裝備政策可以說是相當明智的。因這這項政策使中國能夠積累足夠數量的第一流裝備,以應付戰爭的需要。如果戰爭長期進行下去,新裝備將會大規模生產,但這是最大限度簡化了的型號,敵人在此同時也已經消耗了大量裝備,簡化型號在這時將同樣具有戰鬥力。另外,同時生產標準型和簡化型的經驗在平時就已獲得,只不過是把簡化型當作現有的最新式武器賣給了“兄弟”和“朋友”。
“你要這麼說,我就放心了。”曹錕點了點頭,岔開了話題,“對於修憲和變更國號的的事,瀚之有什麼看法?”
“中華民國的國號,雖然有民主共和之意,但表意並不確切,如今各省均行自治,中央與地方關係需有憲法明文確定。而原來的五族共和之說,也有不足之處,因為現今共和之族,遠非五族之數。”楊朔銘說道,“大總統如想開一代之先,倒不如從這國號入手,修改憲法,明定國體。”
在中國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黃金十五年”發展之後,經濟繁榮,文化發展,社會安定,人民的思想意識也得到了空前的提高。由於湖南廣東等省自治的成功範例,中國其它各省紛紛仿效,大大促進了中國的政治制度改革,如今中國除了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南京、瀋陽、青島和武漢八個直轄市外,所有的行省都已經成為了自治省,直轄省已經在中國消失了。而為了順應這種情況的變化,各省議會提議變更國體,修改憲法,以法律的形式確定中央和地方的關係。而這種要求最直接的表現,便是要求變更中華民國的國號。
“中華民國”這個國號是由孫中山最早提出的。1904年,孫中山在美國用英語發表《中國問題之真解決》演講時,用了“中華民國”一詞的英譯:“nationalrepublicofchina”。1906年12月2日,同盟會在東京召開紀念《民報》創刊一週年大會,孫中山在演講時,第一次用漢語提出“中華民國”這個名稱。次年,為宣傳反清排滿革命思想,大學問家兼大革命家章太炎在《民報》第十七號上發表《中華民國解》一文,“中華民國”這一名稱從此為更多人們所瞭解。為了證明此國號名稱之“名正言順”,章太炎引經據典,廣徵博引,從歷史文獻中找到很多直接和間接材料,指出只有“中華民國”這個稱號才是最好最恰當的國號,是獨一無二的最佳選擇。在選擇和宣傳“中華民國”這個稱號的問題上,孫中山是最早提出而且從法理上給予論證,章太炎是從歷史文獻和文化淵源中尋找證據,使其進一步合法化並獲得文化上的正統化。1916年7月,孫中山在上海作題為《中華民國之意義》的演講時強調中國的國號是“中華民國”而不是“中華共和國”,是因為“民”字的意義。歐美的共和國建立遠在中國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