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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逃避昆丁的命運的途徑，埃爾默和霍拉斯都藉藝術而求得滿足，撫慰一種失望而不致帶來內疚從而導致另一種失望的滿足。

《蚊群》中戈登的“理想女性”的原型是誰，始終不明，雖然他的藝術顯然是為了創造她、佔有她。對戈登來說，情慾和審美不可分，對埃爾默和霍拉斯也一樣。

道生·費爾柴爾德說，男人寫作總是“為了某個女人”，即使不是“血肉之體”，至少也是“情慾的象徵”。反正“是女人”。埃爾默和霍拉斯在藝術中追求一個有實體的人，他們借藝術來滿足對一個有血有肉的女人的愛。戈登則以藝術為達到理想的途徑。這個理想是什麼，始終不明，只知其為女人，只知其代表亨利·詹姆斯所謂的美麗的思與欲的輪迴和迴避。

霍拉斯透過藝術表達對一個實有其人的女性的愛，戈登則以短暫地追求一個長得像他意中人雕像的女性來表示他對意中人雕像的愛。霍拉斯是一個失敗的二流藝術家，戈登則是獻身的藝術家，區別在於戈登把藝術和一生都獻給一個完美地存在於思想和想象中的人。

寫完《軍餉》、開始《埃爾默》和《蚊群》前不久，在去歐洲途中，福克納告訴斯普拉林說，他認為愛和死“是世上僅有的無法逃避的兩大沖動”，反覆思考二者之間的關係，以及二者同藝術的關係。霍拉斯稱之為娜西莎的琥珀花瓶，他稱之為“你這個沉靜的、未經糟蹋的新娘”。“有這麼一個故事，”福克納說：“一個羅馬老人的床頭櫃上永遠放著一隻心愛的第勒尼（4）　古花瓶，他不斷親吻它，把邊緣都慢慢磨損了。我也為自己做了一隻花瓶，但我知道不可能永遠呆在裡面，也許躺在床上觀賞更好些；肯定這樣更好些，因為難免有一天，寫作的狂喜消失，願意寫的心情和值得寫的東西消失。想想自己死去時能給世人留下些什麼固然美好，但是造一個能帶著它死去的東西豈不更美好！？”這段話中，花瓶變成了凱蒂和《喧譁與騷動》，變成了他為之創作小說這個寬敞空間的“美人”，變成了她在其中找到表現、保護和私密寧靜的小說。花瓶的雙重性包含許多內容：藝術家可以退遁其間的避風港或庇廕；他可以獻身侍奉的理想女性；死後可以傳諸後世的藝術品；至少可以盛放那表現為藝術家的自我的骨灰甕。如果是一張可以親吻的嘴，那末嘴就是他在其中找到庇護的世界；如果說是一個可以鑽進去的孃胎，那末娘胎便是苦惱的心靈在其中找到暫時庇廕和永久表現的甕。

在所有小說中，福克納對《喧譁與騷動》的情意最深。寫作此書不僅重新予以他生活的目的（“第二天早上起來有事做”）和希望（“相信它是實實在在的工作”），也予以他一種“具體的、生理的、但又朦朧而難以描繪的感情”。寫作時體驗到狂喜，特別是“熱切、快樂地相信筆下的白紙不會辜負或破壞他的期待”。《喧譁與騷動》既是一則如福克納親口說過的“陰森森的瘋狂和仇恨的故事”，寫作時又那樣嘔盡心血，體驗到狂喜之說不免令人詫異。但是，福克納在《喧譁與騷動》中找到了在《蚊群》中希望找到的工作：“組成這個世界的種種司空見慣的偶然——愛、情、生、死、性與愁——以完美的比例合在一起而呈具燦爛永恆的美”。在隨後幾年中，他一直把這部（他的第四部）小說，說成是偉大的失敗、是他的理想的不完美的實現。為了繼續努力，追求他那“盡善盡美的夢”，他需要希望，也需要不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