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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達到110％）也在7％左右。但是，除了遏制中產階層滋生等政治手段外，另一些經濟方面的原因，也使中國中產階層的產生即使在經濟上也是一個夢想。政治上的做法包括兩個似乎對立的方面：一是在工人、農民的對立面維持了一個“符號性”的剝削階級達30年之久。本來，在一定的歷史階段，為了鞏固新的基層政權和革命的成果，防止已被推翻的地主和官僚買辦資產階級的反抗和破壞，在革命勝利後的一段時期內使用階級身份符號體系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後來這一符號體系的使用不僅延續了30年，而且被擴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連上述“階級敵人”的子女也被打入城鄉人口的另冊。有關中國農村的具體論述參見周曉虹《傳統與變遷：江浙農民的社會心理及其近代以來的嬗變》，三聯書店，1988，第159～160頁。在毛澤東時代，老式中產階層被稱為“小資產階級”，它一直是思想改造的主要物件之一；而專業人士則被稱為“職員”，這同樣也是一個灰色的標記。在這樣的情況下，進一步的階級分化從政治上被遏制了。二是在所謂“人民”的範圍內實現平均主義的“去分層化”（destratification）策略。據美國社會學家白威廉的研究，1960～1970年代，中國即使在社會主義國家中也是最為平等的國家。從表0…2中可以看到，在那個時代，中國高收入者的收入只是低收入者的2�2～2�3倍，而基尼係數更是隻有0�20～0�21。其實，去分層化的手段或途徑是多種多樣的，不僅包括平均主義的工資制度（在1970年代，也就是說在文化大革命的後期，還一度開展過對工人中執行的“八級工資制”的批判，稱為“資產階級法權”），還包括日常消費的配給制度（你即使有錢也無法購買高階食品或衣服）、住房的分配製度，以及對計件工資制度、獎金制度的批判和停用。

表0…2社會主義國家的收入分配*十分位數比率　（1970年計）基尼係數（1964年計）蘇聯3�2—波蘭3�20　�26南斯拉夫—0�24匈牙利2�60�21保加利亞2�40�21捷克斯洛伐克2�40�19羅馬尼亞2�3—中國：勞動人口2�30�20中國：國營單位職工2�20�21*引自William　L　Parish；　“Destratification　in　China”；　in　Waston；　J�（ed�）；　Class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Post�Revolution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4。在表中，十分位數比率＝以工人收入順次排出十等份，並以頭份及尾份計算該比率。

經濟上的因素同樣是多重的，其中包括：由於受蘇聯經濟模式的影響，中國工業化的道路是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前提的，因此與國民消費生活有關的輕工業和服務業一直嚴重滯後於人們改善和提高生活質量的需求；由於在農業中貫徹“以糧為綱”的原則以及人民公社本身的半軍事化的管理原則，農民的社會流動受到限制，而1953年糧食實行統購統銷後，包括糧食在內的農副業消費品也一直處在嚴重的短缺狀態，毛澤東時代盛行的各種票證制度就是這種短缺的最好註腳；由於先後與美國、印度和蘇聯的軍事對峙，國防開支一直佔到國民收入的相當比重……這一切都使得中國普通百姓的收入在1952～1980年間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增長。據《中國農業年鑑》（1980年）和《中國統計年鑑》（1981年）統計，1952年國家部門的年度平均工資實際為446元，1980年為529元，28年總增長率為18�6％；農村集體人均收入在集體化後的1953年為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