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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闡釋：漢朝以龐大的農村經濟為基礎，因為這樣的結構，朝廷也只能以公眾的精神作為施政方針。只是這時候漢朝的存在已兩百年，宮殿和外戚因恩澤封侯者謂之“內廷”，和其他百官公卿之“外廷”對立。後者一般由資歷晉升，多數成員對儒家仁民愛物的觀念頗為重視。也在這同一時期之內，一般農村內的人力與田地，向來構成向帝國當兵納稅之基礎者，有逐漸落入私人手中的趨勢，時人稱之為“兼併”。這現象一出現，日後這些資源即逃出政府的掌握。這一問題也與兩千年的帝制政府結下不解之緣。

由於土地稅系從每一畝之田地抽納，人頭稅也以每個人為單位，照理他的易主（包括為奴隸的販買）不應當影響到稅收的多寡。可是這種情形卻出現於古代的農村之中，稅收的底冊不可能隨時修正反映到實際的情況，即同時的羅馬帝國也有類似的情形。不管當初的底冊是用何種精密的方法調查而得，以後各地都只存在一種硬性的定額。中國以戶口為單位，每每因人口遷移、財產易主而造成稅收短絀。地方政府解決這問題的捷徑，乃將應收數額轉嫁在其他戶口頭上讓他們補足原數。可是如此一來只會引起人戶逃亡，虧額更大，壞影響之所及也成螺旋式增大。原來稅率輕，處理不得法，可能令納稅人民不堪命。稅重，甚至可以逼迫良民為盜匪。除此之外只有減除稅額，只是這辦法也會在官僚機構之中造成士氣的降低。

我們無從確定王莽接手以前的情形，只是他曾說及見稅什伍，亦即所抽稅已及於生產品之一半。雖說不無誇大之辭，也可見得局勢之嚴重。

但是不論他的動機如何，王莽提出改革時未曾作任何細密的準備。他盡信中國古典，真以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滿以為自己在西安執行天子之職權，其聖旨即可以在邊區遠處全部奉行。等到事與願違，他又慌忙地全面退卻。這個篡位的改革者夜以繼日地工作，他的經濟政策牽涉到耕地和奴婢的使用，二者都歸國有，不得私相買賣。他的金融政策將布匹龜殼全當做貨幣通行，與金銀與銅元保持一種複雜的兌換率。在他主持之下政府專利之物品增加，政府經商的範圍也相次擴大，還包括銀行業務。當環境要求他在名目和實質上都以天子自居的時候，他也不再矯飾，於公元9年即皇帝位。官僚組織的上層經過他成批的更換，可是基層組織除名號外，大致如故。有時候他整個變更政府機構的名目，而自以為已作實質上之改革，並依賴特務政治強制執行他的政策。

王莽的故事觸動了西方作家的好奇心。他們以為中國在這樣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不免嘆為奇蹟。傾慕之餘，他們也和王莽自己一樣，忽略了當中一個重要的歷史環節：近代西方可以用數目字管理，中國傳統的官僚組織不能用數目字管理。

用不著多說，王莽的改革陷於失敗。當他的經濟政策毫無成果時，農民開始反叛。後來武裝部隊逐漸崇奉漢代創始者劉邦的九世孫劉秀。王莽於公元23年被殺，兩年之後劉秀稱帝，至此漢代“中興”。當時西安仍在農民軍手中，劉秀以洛陽為國都，他的旗幟全用紅色，以與“前漢”之黃色有別。是以，前漢為西漢，後漢為東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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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名士成為軍閥（1）

經過王莽篡位的短暫混亂，東漢光武帝劉秀在農民作亂與地方軍閥割據的局面下中興了漢帝國。為了調和各方的利害衝突，使彼此都能和諧並存，他極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諧等觀念，使東漢瀰漫著一股維持現狀的政治哲學，然而豪強兼併的事實終究不是意識形態所能消弭的。終於，在黨錮之禍後，衝突的各方將漢帝國推向敗亡的命運。

寫宏觀歷史，有一點不妙的地方，則是作者總是經常與戰爭結不解緣。如果筆下的題材是近千年歐洲，則作者只好在哈斯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