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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是一些使它成為“弗洛伊德學說”的段落，“研究一個陷於半掩半露的亂倫妄想而不能自拔，以致喪失意志，不能行動、毫無勇氣的人”。

在《聖殿》第一稿中，霍拉斯這條線同坦波爾的主線分庭抗禮；第二稿中，它不是對抗而是引申坦波爾的故事。

從一個插曲到另一個插曲，霍拉斯看見了一個又一個受金魚眼的變態和暴力摧殘的女人，他企圖為李·古德溫辯護，雖然用心良苦，但是軟弱無力，結果一敗塗地。到頭來，只好承認惡的普遍存在，也承認自己無能而感到內疚，甚至多少也意識到是種種內在力量，包括他的亂倫狂想，削弱了他的戰鬥力。

在《聖殿》的修訂稿中，小說成功地表現了這一切而不覺支離破碎。

福克納改動了霍拉斯的作用，也改動了娜西莎和小貝爾的作用。她們在《聖殿》第二稿中有著兩種重要功能：說明霍拉斯的弱點的由來，也說明對南方婦女的一種看法。後者對於我們理解坦波爾和她的一生至關重要。小貝爾雖然楚楚動人，但更多的是挑逗慾念；雖然大膽，但更多的是愚蠢。她和坦波爾有一些共同之處，包括難以剋制的性慾。娜西莎則相反，她體現重名譽、愛體面的品格。她認為性慾的一切表現既可厭又危險，因此始終主張剋制。在娜西莎眼裡，魯比·拉瑪對李·古德溫的忠貞算不了什麼，重要的是她居然不結婚就跟人同居。娜西莎的這一判斷中，我們不僅看到她崇尚剋制，還看到她的一些根深蒂固的信念：社會依靠剋制，特別要剋制性衝動；絕無可能指望男人有足夠的剋制力，因此女人必須背上文明的十字架。

娜西莎的這些信念條條都和她的社會合拍。和她的社會一樣，與其說是天真無邪，倒不如說憤世嫉俗；不是大驚小怪，而是容易生氣。她把男人想象得十惡不赦，換言之，金魚眼的性變態和她哥哥一度以她為目標、如今一心想著姦汙繼女的妄想狂，都趕不上她心中的懷疑。她對女人要求極高，認為文明全靠女人自我剋制、也強使別人剋制，才得以維持。然而，她如此要求女人，卻又認為女人難以守身自持——小貝爾的勾勾搭搭不足為奇，魯比·拉瑪藐視習俗才是罪過，十分兇險。坦波爾的經歷，從嬉皮笑臉賣弄風騷開始，後來好奇地躍躍欲試，然後放縱情慾和墮落，直到用盡心機重返受人尊敬的社會，刻畫出娜西莎和她的社會所能看到的唯一出路。

一方面因為她看到的出路條條險峻，另一方面因為她對於體面把握不穩，娜西莎對女人的不信任不亞於對男人的鄙視。然而由於我們鄙視坦波爾，由於我們無不覺得坦波爾的痛苦和墮落太過分了，我們可能會覺得《聖殿》對書中男人的同情多於女人。連小說中最露骨地摧殘婦女的金魚眼原來也受到過他母親的摧殘。除了魯比·拉瑪這個唯一重要的例外，書中的婦女不是走向一個極端，便是走向另一極端；不是主張剋制，便是誘姦男人，風騷淫蕩。這兩個極端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坦波爾初試雲雨，便挑逗勾引男人；慾火上升，便滿嘴淫聲浪語，還作弄男人、使男人受盡屈辱。她回到社會所認可的角色，接受父兄的保護；為了幫助他們毀掉李·古德溫，她當眾撒謊。

福克納重寫《聖殿》是“改稿的小小奇蹟”。許多讀者只記住他說過的關於《聖殿》構思粗俗的話，卻忘了他還說過別的話：他不惜付出代價“爭取重寫的權利”，為的是要“把它寫成一部無愧於《喧譁與騷動》和《我彌留之際》的作品”。“總算幹得不錯。”他說：“我盡了最大努力。你們沒有看到的那一稿是低階拙劣的，我再窮也要豁出去賠上錢，就是不能讓它出版。你們看到的這一稿是我盡最大努力寫出來……真實動人，儘量寫得深刻而有內涵。”12 月間，苦幹了幾個星期，修改完畢，寄給哈爾·史密斯。

1930 年在修訂《聖殿》中滿意地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