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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以前的嗜好中得到樂趣。回頭看，身後己有一長串書名，大多數已絕版。冷清姑且不說，他素來感興趣的是手頭的創作，不是已完成的創作。他是一個既重視過去、又不可一日無工作的人，在很大程度上是“有感而發”的小說家：他的許多小說，時間上從《蚊群》到《去吧，摩西》，質量上從《標塔》到《喧譁與騷動》，都是他對遭遇或危機的反應；一生多半走在迫不得已而走的路上。小說的大結構都是發現、不是意願。在已成文的東西中，又有新的材料在等待他。一生中遭盡拒斥、挫折、失望、時運的突兀轉折、失戀和夭折，種種傷心事促使他寫作虛構小說。儘管有許多事使他煩心，大多數為了家庭、女人和金錢，他從來只求有一間屬於自己的房間和大塊的寫作時間。

雖然好萊塢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使他煩心，但是對福克納的衝擊更大的是它們的威力。福克納不喜歡好萊塢，痛恨戰爭，但二者都無法推脫。相比之下，文字不但軟弱無力，更覺無用。不久，他老是覺得時間就要從指縫間溜光，唯恐自己庸庸碌碌，不留下“任何足跡在這毫無意義的史冊上”。多年來，他相信自己只靠孤獨、文字和想象的力量便能夠駕馭任何經驗、戰勝任何現實，不論它們多麼可怕、多麼不可理解。他在有一些作品中強調自己想象世界的現實性，在另一些作品中則把玩這些想象世界的虛構性。但是在兩類作品中，在最近的《村子》和《去吧，摩西》中，他已不再為藝術的人為成份而煩惱，反而相信藝術的力量。如今，隨著時間和精力的枯竭，他面臨又一個轉折關頭：發現形勢“不利於寫作”，形勢改變了一切，也改變了他的寫作，他從此變成一個說教的或者預言的小說家，一個坦陳己見的公民，特別在種族問題和戰爭問題上。然而，這一變化幫助他獲得他所需要的能見度和知名度，也奇怪地利用了兩種不同的文學經驗，最後寫成的作品《寓言》中既有在好萊塢學到的技巧，也反映了早期寫詩時的心態。

待他得知亨頓合同的具體要求時，他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逃跑。“沒完沒了的期限，13—13—26—26，後來又有52 周的工作”，他寫信給哈羅德·奧柏說。但是，他別無選擇，不到一星期便籤字，相信華納兄弟公司的代表詹姆斯·蓋勒的許諾：製片廠以後會同他協議一份新合同，允許他“回牛津去工作，高興多久就多久”。

籤合同時，他正住在一家便宜的海倫德旅館裡，正同羅伯特·巴克納合作寫一部關於戴高樂的電影。他給自己的規定很簡單：

努力工作、保住職位、改進合同，他要節儉過日子，存些錢來還債。有時，這種刻板的生活使他痛苦，“真是無聊得可怕的生活”。但是他滿意地看到債務減少，高興見到老朋友，尤其是見到梅塔·雷布納。

1939 年在新奧爾良與福克納重逢後，梅塔·雷布納回紐約，希望挽救婚姻。

翌年1　月，和沃爾夫岡遷去加州，再作努力。她在加州恢復原來的工作。

但是好景不長，婚姻破裂。福克納一聽說她回紐約，既懷念美好的回憶，又是怨恨。他說他“要換一個女人”“換一隻肉痰盂”。只是有過梅塔的綣繾，曾經滄海難為水。後來聽說她遷去加州、聽說她的婚姻瀕臨破裂時，寫信告訴她說他也可能去好萊塢，後來又寫信說，一延再延，終於要動身了。7　月的一天黃昏，梅塔開車回家在公寓門口停下時，只見福克納“盤膝坐在那裡……行李整齊地堆在臺階上”。

自從兩人在好萊塢大街步行到莫索弗蘭克燒烤店吃飯的時候算起，已有5　年了。

事過境遷，福克納的年紀和地位也不如前。1937 年時看上去還年輕，每週掙1250

元。1942 年，“他明顯地老了”（頭髮花白，眼神“如警覺的老鷹”），週薪只有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