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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再不管你了。我還在猶豫，我說，我是想在四十歲才出山的，現在還差五年。朋友在電話那頭大罵：你以為你真是諸葛亮呀，我真瞧不起你們這些文人的酸腐相。我說好吧，我答應你。確實，我當時心裡有一個想法，我想借著山村那種平靜的日子，多讀一些書，把自己真正的充實滿了，然後像諸葛亮似的，四十歲出山，投一明主，立馬江湖，十年打拚，風起雲湧，然後死去，千古留名。在此之前，我已經在山村呆了十幾年了，當一名山村男教師，教孩子們美術，日子過得悠閒而自在，不過只是窮，真的是很窮，一個月要能吃上兩頓肥豬肉，我就要高喊毛主席萬歲萬萬歲了，在那時候我就常盼著誰家死個人什麼的，死人便有人請我去畫棺材，藉此能蹭上兩頓酒肉吃。答應了朋友，我自然就要走，去和領導請長假，領導同志們恨不得我早點滾，一口答應。我在山村學歷最高、職稱最高，不偷不搶不反黨，沒事兒又總寫兩篇文章罵罵他們，他們對我早就恨得牙直癢卻難以開除我（當然了，過去把犯人流放到寧古塔也就流放到終點了，我那裡比寧古塔還遠了一千多里地，到頭了，還能往哪開？），我這是自己想滾，他們焉有不高興之理。於是，在一個大雪天，如同為我舉辦葬禮似的在那種蒼白和荒涼傷感中，在妻子感天動地的哭泣中，我手撫了一下小兒的腦袋，背一罐東北的大醬、一把毛蔥頭，以一種“風蕭蕭兮黑水寒，寶君一去兮他媽的再不復還”的姿態離開了我的小山村。

到了廣州，我的朋友先請我去酒店吃了一頓大魚大肉，見到我那種風捲殘雲的吃相，他的眼淚都出來了，道：真是苦了你。插一句，這位朋友是我一生中結識的一位最好的也可能是唯一的一位朋友，我們七八歲時見了面就要握一握手，然後一路顛簸著活下來，在山村時，因為有他的接濟我才沒有被餓死，我還沒有到廣州，他便在賓館停車場便所旁的一角給我蓋了一個“總統套間”。吃過飯，朋友告訴我，他給我攬下的活兒是一所電視大學，人家現在都開課了，他替我已經上了半個月課。我一聽樂了，他一個賣藥的都能給上課，這所大學也就可想而知了。我要給學生講的課是《政治經濟學》，這門課程我十五年前學過，當時學的是社會主義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十五年後世界形勢風雲變換，中國已經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了，我心裡想，我那點底子能行嗎？不過一翻教科書我又樂了，國家的形勢變了這麼多年，書上還是那些東西，看來經濟學家們一個是都下海了撈錢去了，再一個是他們自己也轉不過彎來，羞羞搭搭的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怎麼講也分不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的異同點，最後只能不講理的說：社會主義搞的開放搞活的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就像皇帝隨便搞女人說成是寵幸，老百姓隨便搞女人那是亂嫖。好像總是不負責了一些。不過書上那麼寫著，我也只能那麼去講。

好在學生還都不錯，我所說的學生不錯是那些大學生們都是學校在邊遠山區騙來的，只要交錢，誰都可以上大學。我不由想到中國喊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看來廣州就是先進，連大學都普及了，當然要交錢啦。學生不錯是你只要講，你就講你的好了，講什麼都可以，他們也不問，總之是到頭來啥經濟也不會。講了幾天，看來就我自己講，自己聽，便有些無聊起來了。一個長得很漂亮的大眼睛女學生問我：老師，你累不累呀？我說：累也要完成教學任務呀。那個女學生說：得啦，老師，到時學校印題時，你給我們提前拿來題做一遍不就得了。我表揚她道：你這個方法很好。說完後我又有些不安起來了，學校是按我上課的節數給我開錢的，一節課四十分鐘不站完上哪要五十元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