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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委員長的派別所利用的，這也是我把唐生分開來說的原因。對於唐生智，哲武以為，解決完西北軍和晉綏軍，下一個先就是解決唐生智的第五路軍。第五路軍要編入中央軍所屬部隊，唐生智本人必須要放棄軍權，到中央任職。”

蔣介石不動聲色地聽著，手指緩慢而有節奏地輕輕地敲打著藤椅的扶手，顯示著蔣介石在思索著宋哲武的話。

宋哲武繼續說道：“對於其他地方實力派，哲武以為不能一味使用武力解決，而應該採用政治、經濟、軍事多重手段並用來解決。這是因為這些地方多數都地處邊陲或相對封閉地區，如雲南和四川。如果對這些地方用兵，兵力過少不敷使用。如四川一地大小各路軍閥就擁兵三十幾萬，又有蜀道地勢之險，絕非短時間可以全功；兵力過多，軍費耗費必然巨大，中央財政勢必背上沉重的包袱。即使使用武力成功地將那裡收歸中央，為維持地方穩定，還要派出大批部隊維持治安，這又會分散中央的力量。所以，哲武以為，對付這些人應該易緩不易急。只要他們認可中央領導，就可以不採用軍事手段加以解決。先是政治手段，可以在那裡設立各級黨部和中央日報分部，既可以監督其執行中央的政策方針，又可以宣揚大政國策，增加當地民眾對國家的認同感。經濟手段就已《統一財政確定預算整理稅收並實行經濟建設財政政策以植財政基礎而利民生建議案》、《劃分國家收入和地方收入標準案》兩案為手段，透過控制地方財稅，限制其收入，制約其軍隊擴張，規定他們的部隊不經中央批准不得出境。並強迫他們的部隊進行縮編，中央按縮編的番號同意供給軍餉，不接受縮編的，不給餉械。”

見蔣介石還在認真地聽，宋哲武又說：“哲武上面所說地這些，都是基於中央財政負擔較重的假設，如果中央財政允許，中央以軍事手段強行收回個地方實力派的行政，財稅、軍權也並無不可。然後，中央應大力展經濟，扶助農商，進行工業建設，特別要注重國防工業體系建設，為抵禦外敵入侵早作準備。”

見蔣介石停止了敲擊動作，陷入沉思。宋哲武適時停下話頭。靜靜地坐在一邊。

中央的財政早已入敷出，還是多虧了宋子文這個財政部長有能力、有人脈，從國內外各大財團，特別是江浙財團那裡已行公債的方式搞來了大筆資金。否則，這仗早就打不下去了。

可是，既然是債就是要還的，否則政府信用破產那可是不得了的。展經濟，是很急需的，不過那是要在解決了馮玉祥地西北軍和閻錫山的晉綏軍之後地事。馮玉祥和閻錫山是必須要解決的，必須要讓他們離開軍隊到中央任職，就是再難，他蔣中正也要闖過這一關。

蔣介石非常認同宋哲武的觀點，不僅是唐生智，還有宋哲武沒有提到的廣東的陳銘樞、陳濟棠，第四軍軍長張奎，也要儘快解除他們地兵權。宋哲武剛才只是說他們有被黨內反對他蔣中正的派系利用地可能，雖然沒有明說，可是能利用他們的只有支援汪精衛的改組派。蔣介石知道，唐生智和廣東的二陳以及張奎都和遠在法國的汪精衛以及黨內的改組派來往密切，多有書信往來。

１928年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後，汪精衛集團在爭奪南京國民政府最高統治權地鬥爭中遭到失敗。汪精衛的死黨陳公博、顧孟餘聲稱要“集合革命同志”，重新制訂綱領，改組國民黨。隨後即在上海成立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總部，奉汪精衛為領袖，以陳公博為總負責人，標榜“恢復民國十三年改組國民黨地精神”，實際上是企圖透過改組國民黨，與他蔣中正爭奪黨權和政權。其地方支部現在遍佈南京、上海、北平、天津、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等十七八個省市及法國、日本、越南、香港等國家和地區，會員達一萬餘人。這是僅次於李宗仁、馮玉祥、閻錫山的有一股力量，而且他們在黨內更有影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