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層有時對文化總形勢的錯誤估計和對文學家的不信任感，而導致在指導文學工作時，往往輕視理論、蔑視知識和忽視藝術，把文學視作“階級鬥爭工具”而綁上政治的戰車，動輒發動“高潮”、“運動”，連續出現敗筆。許多作家曾經踩著早春陽光大道舞步，有過熱情奔放、輕盈流暢的歡快，卻也有滿懷真誠卻被誤解的困惑，有受凌辱受折磨的沉痛。在一場接一場的政治運動中，由於“鬥爭哲學”與“庸俗社會學”對文學的僵硬干涉，一批作家的藝術翅膀遭到了折損。為激進主義文化思潮所迷惑，胡風、丁玲、馮雪峰、艾青等被判為“反革命”或“反黨”，一批嶄露頭角而敢於直言的文學才俊，受到了不適當的政治處理。文學界一些人也迷惘起來，逐漸滋生並膨脹了“虔誠的狂熱”和“盲目的自信”，示之以“立場堅定”、“政治方向明確”而對一切異已的或主流外“另類”文學的排他性，發展到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中期“*”時已至極點。可以說，在共和國的頭三十年，相當多的作家們為指令、為時政所驅使，在非文學上面無謂地耗費了太多的時間和心力，創作未能進入充分的、審美的自由狀態，也就難以自覺地解決好藝術創造問題。以《雷雨》、《日出》而聞名的曹禺（1910—1996），晚年在回首前塵時不無愧疚地說：“歷次運動中我都沒有獨立的思考，而是按一種既定的要求材料去否定別人，也否定自己。在精神上完全喪失了自己。尤其是‘*’，它的極深的毒素至今在我的腦子還在留存。有些是我意識到的，有些是我根本意識不到的。但它卻在起著可惡的作用，甚至阻礙我的創造。這是非常痛苦而可怕的悲劇。”

這一悲劇至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而終結。自1979年始，中國大陸作家方才真正翻開了“新時期文學”的一頁。政治並非文學之累，但文學從“為政治服務”到“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觀念轉折，大大促進了思想解放與藝術解放，迴歸文學、迴歸現實、迴歸藝術個性，成為湧動的文化思潮與文學展示。上下求索的無悔和寵辱不驚的澄淨，使創作主體逐漸成為精神命運的擁有者，並從中窮盡新意識形態的藝術呈示。“想象的東方”被中國大陸作家作了令人為之歌哭和自豪的重新書寫。作家們歷經“火浴”而把焦灼與痛苦、奔突與追求融化於作品中，印證風雨夜歸的人情世態，並透過漢語思維與藝術，折射古老的東方民族及其靈魂在新舊嬗替的大變動中重獲生機的心路歷程，其間流淌的酸甜苦辣和創造的歡欣，是一般外人都難以想象的。不少作品，或揭示了處於社會複雜關係中人們的生活和精神世界的“荒謬”與殘損，或反思了以往流行的價值取向所遮蔽的矛盾與問題，或展示了“耕作者”和“知識者”在當代的命運，或解剖了各色人等的心性結構與生存方式，總之，人們開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生活道路，文學作為“回應”，也必然有了更開闊的思想與藝術的空間，孕育了並非“被規範”而是多種樣態的可能性。

文學確實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時期。引人注目的是，又一批新的青年作家群在中國文壇湧現。他們在六十年代當過“紅衛兵”或“紅小兵”，中學畢業或未畢業就趕上了聲勢浩大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他們本應繼續接受正常教育，卻被驅趕到北大荒、雲南邊境、內蒙草原或陝北那些荒涼又艱苦陌生的地方，在被遺棄的環境裡度過“睡不醒的青春”。他們付出了青春的代價，卻也在底層的歷練中獲得了比失去的更有份量的東西——文學與腳下這片土地更深沉的精神性的聯絡。“*”後登上文壇的這批文學青年，雖然沒有他們的前輩所背肩的歷史沉重，卻在和父老鄉親朝夕相處中獲得的情感和話語，使他們敢愛、敢恨，也敢於說出和寫出內心的熱切。這股青春熱流化成的作品，遊弋於同往事幹杯與觀世態炎涼之間，有一份浩落蒼涼的人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