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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的本體意味》（《上海文學》1987　年第3期）、《論小說語言的故事功能》（《上海文論》1988年第2期）及《論中國當代新潮小說》（《鐘山》1988年第5期），吳亮發表《向先鋒派致敬》（《上海文論》1988年第1期），推動這批作家向小說文體更為精緻的寫作方向發展來劃分出一個與“八十年代文學”相對立的文學時代，將這批南方作家的創作界定追加為“先鋒文學”。但在當時的評論家眼裡，他們並沒有強烈的“先鋒文學”的意識，創作延續了新時期以來文學形式上的探索，並從新時期文學創作的成功經驗中直接獲得滋養。並且普遍認為先鋒應該是大多數人看不懂的東西，是一般讀者和觀眾所不能理解的。延至當下，有論者甚至提出中國本土出現的先鋒，是“偽”先鋒。理由是中國原本自五四以後就沒有適合先鋒或後現代的土壤與機制，形式上的追隨本不足以構成先鋒的必然條件，而許評論界對先鋒派的定義有著主觀美學意義甚至是社會意義上的假象與給定。

如果我們不從後現代視角嚴格意義上看待的話，先鋒本來就是一個限定性的語詞，只是針對具體的文化語境與時代所給定的命名，其核心則在於創作主體的傾向與理念。

《活著》就是餘華創作的一個有效的轉折，這也契合當時的文學現實與社會處境。

80年代初期開始，先鋒小說面對強勢的意識形態話語，以圍繞人的本性在這裡找到了尋找先鋒意識的突破口，發出了不同的聲音。當先鋒小說家認為現實主義文學在80年代中後期走到末路的時候，先鋒小說只能以這種艱難而又晦澀的方式展開對人、對社會的批判。90年代以來，先鋒作家有著明顯的轉向，即不再停留在對人的社會屬性和人的文化屬性上做出闡釋，減弱了形式和文字的遊戲，開始關注人物命運，追隨對人性深度的描寫與挖掘。但是從學理上說，90年代初的中國處於一個深刻的轉型時期，人們的生存現實被現實的功利與需要替代。由於“市場權力”的介入，“意識形態權力”很難再像在80年代初期顯現其強勁勢頭，甚至與　“市場權力”媾和在一起，共同引領著話語秩序的構建與導向作用。而在這個過程中，先鋒也未能倖免。事實上，面對市場的槓桿調整，中國的先鋒小說已經開始變異。即以《活著》為代表的，從關於國家、民族記憶的“宏大敘事”轉變為把民族記憶交由個人生活承載的“新歷史主義敘事”，表面上看飽含了對現實的妥協與屈就，但不失為一種策略——為了生存。

1992《活著》（5）

餘華代表了中國先鋒派的兩度轉向：從常規中突圍之後，又從“反常”中回到現實。其反抗的價值基點還是“非異化”，其實質透顯出強烈的人文激情和人性深度，也充分表現出人性的提升和存在的超越意向，是在荒誕與虛無的形式下表達了對現實的批判與對理想的追尋，浮在文字表層的極端意象遮掩下的是先鋒作家內心深處那純粹的、對自我世界的守護和對理想世界的嚮往。《活著》覓求一種與本土現實話語接軌的新的言說方式與更深層表達形式，也在力避早期遠離了中國本土文化中的發展邏輯觀念，一味地挪用了西方對人微觀研究的學術思想和拉美后現代小說觀念，從而削弱了自己對社會批判的聲音。

因此，餘華敘述變化有其主、客觀因素，實際上直接導源於其敘述立場從先鋒向民間的轉變，先鋒的餘華自此以一種平和簡單的方式走向了大眾，體現出嶄新的民間性，形式上適度的“入俗”使他聲名鵲起，也贏得了市場。

隨之，餘華的《活著》是否最能代表先鋒派和餘華個人文學想象的方式，也是一些論者持有懷疑態度的。因為在他們的理念裡，對於先鋒作家來說，重要的是能夠始終保持在“另類”的體驗狀態中，並以文學的形式展示這種獨特的經驗。但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