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來,就是以陝西,河南、湖廣、鳳陽這四個流寇活動的主要地區為四正,責成這四個地方的巡撫“分任剿而專任防”,即以追剿為主,防守為輔。

以延綏、山西、山東、應天、江西、四川這六地為六隅,責成這些地方的六個巡撫“時分防而時協剿”,即以堵擊起義軍進入自己管轄地區為主,必要時也參加協剿。

另以陝西三邊總督統率西北邊兵,同中原地區的五省軍務總理直轄的兵力作為主力,“隨賊所向,專任剿殺。”

又在每個府州縣增加鄉勇團練,死守地方,封鎖流寇流動,增兵數為府一千,州七百,縣五百。

這樣四正六隅,每個城池,每條道路全部連為一體,全力封鎖,象一張大網一樣,網住流寇,是為四正六隅,十面張網。

從表面上看,楊嗣昌“張十面之網”的部署似乎非常嚴密,大有“滴水不漏”之勢。但是這張網,它缺銀子,沒銀子,一切無從談起。

流民軍經過十年的艱苦奮戰,實力和作戰經驗都已大大提高,楊嗣昌規劃的“十面張網”根本就沒有成型過,就是個樣子罷了。

楊嗣昌為了實現一舉蕩平流寇,建議增兵十二萬,具體方案是:

鳳陽和泗州祖陵官兵五千,承天祖陵官兵五千,各堅守不動;陝西三邊總督官兵三萬,總理軍門官兵三萬,作為追剿起義軍之用;鳳陽、陝西二巡撫官兵各一萬,湖廣、河南二巡撫官兵各一萬五千。

兵增加了,餉自然也得隨著增加。按楊嗣昌計算,十二萬官兵中,步兵七萬四千名,每名每天發給餉銀五分,一年共需銀一百三十三萬二千兩;馬兵三萬六千名,每名每天支餉銀、草料銀一錢,一年共需銀一百二十九萬六千兩,兩項合計共需銀二百六十二萬八千兩。

後來經過戶部尚書程國祥計算,這個餉額只夠供十一萬名兵員之用,還需增加一萬名官兵的餉銀十八萬兩,總計籌餉二百八十萬八千兩。

在當時民間困難重重時,要籌集這樣一筆龐大的軍餉,辦法只有讓皇帝、親王、勳戚和大官地主拿出銀子來。

然而此路不通,先皇帝在崇禎十年四月二十七日召對大臣時說道:“去歲諭令勳威之家捐助,至今抗拒,全無急公體國之心。

就是省直鄉紳也不捐助。及至賊來,都為他所有了,怎麼這等愚?”

他說:“賊定要大剿,定要用大兵,只是錢糧若不出於民間,就該發帑藏了。目今帑藏空虛。因糧與加派無異,前查約數若干限二日內奏奪,如何不見奏來?”

崇禎沒錢,皇帝叫窮,勳戚和鄉紳也抗拒不捐,增加的兵餉就只有全部壓到髓乾血盡的貧苦農民和軍戶身上了。楊嗣昌的建議,這二百八十萬兩銀子的主要來源是按田畝加派。

在這以前加派的方法是根據盧象升的建議,凡繳納地畝糧稅在五兩以上的加徵若干。這種方法稱之為因糧,其特點是由納稅糧多的地主承擔加派。

盧象升的建議多少考慮到了當時的實際狀況。他明白,農民們之所以紛紛起義是因為無以為生,再要從他們身上榨取更多的銀錢,勢必驅使更多的人參加起義。

楊嗣昌作為官僚地主的代言人,堅決反對這種“分別貧富”的“因糧輸餉”,主張不再區分稅糧多少,按田畝一體加徵。

他說:“因糧輸餉,前此盧象升奏行一年,不能應手。良由宦室富民從來飛灑、詭寄,以避大戶差徭,如今欲分貧富,其事甚難,只分得個巧拙而已。”

皇帝急於把流民起義鎮壓下去,能拿到養兵的銀子就不計後果,立即同意楊嗣昌的建議,一律按畝均輸,這便是改因糧為均輸。

後人評價此策無異於“飲鴆止渴!相當於在一個病危體弱的人身上下了一計猛藥。”

當時也有人反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