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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時候的編劇都不是自己在家裡閉門造車寫劇本，而是找個地方幾個人坐下來閒聊。

不論聊什麼，反正就說些自己認為有意思的事兒，然後大家開始討論，要是覺得故事還行，就把大綱寫出來，幾個人分工寫劇本。

所以，一部電視劇都不會只有一個編劇，而是大家共同勞動的成果。

電影相對來說要獨立一些，因為電影時間短，需要前後風格保持高度一致，最好是由一個人主筆，其他人只是參與討論，提供意見。

每一個劇本的產生都需要不斷的討論和修改，才能最終成型。

姜文現在的狀態是腦子裡想法太多，什麼都想涉獵，卻分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麼，他想拍攝一部能夠表達他所有想法的電影。

這就是聰明人的壞處了。

他覺得自己能做到這一點，問題是怎麼找一個合適的故事把他的想法都裝進去，還要保持協調，不讓觀眾覺得突兀。

不得不說，作為一名演員，他對自己要執導的第一部電影野心有點大。

「姜哥，你這樣不行，你不能把自己的經歷都寫進去，這沒法寫啊，咱們寫的是電影劇本，不是你的個人傳記。」林子軒無奈道。

「怎麼沒法寫？《活著》不就是一個人一生的故事嘛，你不寫的挺好。」姜文抬槓道。

「那是虛構的現實，你這個是對現實的虛構，還有這些影射和幻想，都太深奧了，不說觀眾能不能看懂，估計審查都過不了。」林子軒搖頭道。

「那些西方的大導演都要拍一兩部觀眾看不懂的片子……」姜文爭論道。

「停，咱們先別說那些偉大的導演，你這部片子總要找投資吧，你不能拿這樣的劇本去找投資，總要是一個能讓人看懂的故事。」林子軒勸說道，「等你在導演圈混出名了，大把的人願意投資你的片子，到時候你再拍這種讓觀眾看不懂的電影。」

林子軒知道和姜文爭辯絕對贏不了，姜文能說出一套套的歪理邪說，讓你覺得他講的似乎很對，但仔細一想又沒有道理。

比如，姜文覺得《活著》裡的福貴原本出身地主家庭，在土地改革的時候肯定會被劃為地主，接受批鬥，很可能會死於非命。

但由於福貴先前賭博輸光了家產，成為了貧農，幸運的躲過了一劫，從而活了下來。

由此，他認定福貴非常聰明，是大智若愚的型別。

這讓林子軒不知道說什麼好，所以他不會和姜文爭辯，只拿現實說事，現實是作為一名新人導演，如何能拉來投資。

姜文是華國的一線男演員沒錯，演而優則導也沒錯，但你不能拿著一個不靠譜的故事去糊弄投資商，你還沒有在導演這個行當證明自己的價值。

投資商講求的是利益，不做慈善。

「那你說怎麼弄？」姜文鬱悶道。

他聰明，有想法，不過要把想法轉化成文字，再把文字轉換成影像，這需要一個過程。

他找林子軒就是因為自己理不清頭緒，想找人幫他捋一捋。

「咱們先選取一個片段試試看，你最想拍攝的畫面是什麼？」林子軒引導道，「你回憶的時候覺得最美好的片段是什麼？」

「那應該是在五號大院的時候，那時候我在京城72中上學，整天無憂無慮，當時有個傢伙弄了一把吉他和一部老式的手搖電唱機。我們一幫人就逃學出來，聚在一起彈吉他，學唱英文歌，也一起學抽菸，學著談女人。」姜文想了想，回憶道。

姜文是大院裡的孩子，這個大院指的就是京城裡的部隊大院。

五號大院在京城六步街很出名，院子橫貫內務部街，前門開到內務部街，後門已經伸到了演樂衚衕，裡面不知道容納了多少戶人家和多少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