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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差別以及所受文化教育程度的不同。此外，由於新興職業實行的多等級、小級差的工資制度及科層制特點，新中產階層的下層較工人有著更多的向上流動的機會和可能，而逐年晉升事實的存在，使得下層中產階層能在一定程度上忍受低薪的待遇並且不失其努力工作的積極性。

總體來說，與廣大產業工人相比，只要是能夠維持中等或中等以上生活水準的中產階層，不滿和怨言就相對要少許多，也更能滿足於自己的現狀。公務員、大中學教師、中級職員、工程師、編輯等月收入達到100元以上者，可以住兩三間房子，還能僱傭女傭，其職業和收入往往優於一般大眾，並因此確立了中產階層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他們中的許多人喜歡穿西裝、吃西餐、進咖啡館、看電影、舉辦新式婚禮，追求生活的時尚與品位。當時西裝在滬上極為流行，成為銀行職員、大百貨公司店員、教師、文化人等各行各業人的常用著裝，據稱“海上人士穿西裝的，約佔十分之四五”。據鄭逸梅《西裝商榷》記載，見高福進《“洋娛樂”的流入——近代上海的文化娛樂業》，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第8頁。由於服飾是上海社會的重要名片，即使在一些行業的工人中，如郵工，“穿西裝的也一天一天地多起來了”，甚至信差苦力“穿西裝的也未始沒有”。朱邦興、胡林閣、徐聲合編《上海產業與上海職工》，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第466～467頁。正如魯迅所說：“有些人寧可居斗室，喂臭蟲，一條洋服褲子卻每晚必須壓在枕頭下，使兩面褲腿上的摺痕天天有稜角。”魯迅：《上海的少女》，《魯迅全集》第四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第563頁。　吃西餐、進咖啡館等餐飲習慣，從早期滬上的西人、買辦、有錢的上層人士，到後來為中產階層所接受，更多的時候是作為一種由西方引入的時尚生活而逐漸流行開來的。據1946年統計，上海登記註冊的咖啡館為186家，如加上餐館、旅社、娛樂場所、宵夜店等處設立的咖啡間，估計不下500間。薛理勇：《舊上海租界史話》，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第283頁。價格在2角至7角5分之間，租界裡的娛樂場所更貴。徐遲等：《上海眾生相》，上海：新中國報社出版1941年7月1日，第79頁。而被稱為“大餐”的西餐，以英式、美式為主，還有法式、德式、義大利式、俄羅斯式等，高福進，同前引書，第42頁。其中又有檔次之分。高檔的西餐館最低消費30元，物美價廉的俄式西餐（又稱“羅宋大餐”）1元2角，質量已相當好了。蔣為民主編《時髦外婆——追尋老上海的時尚生活》，上海三聯書店，2003，第97～98頁。吃西餐、喝咖啡相較穿西裝而言，更具有文化符號消費的特點以及階級區隔的作用。一方面西餐和咖啡的價格限制了大部分勞工階級的消費，另一方面，吃西餐、喝咖啡的複雜講究以及西餐館裡的西文選單，也自然地將消費者作了分層。到西餐館和咖啡館裡來的除了西方人、買辦、企業家和有錢人外，以公司企業職員、青年學生、知識分子為主要消費力量。但這並不表明西式餐飲已成為中產階層的主要飲食方式，而只是作為一種引領時尚、界定社會地位和生活品質的消費符號和印記，使原本普通不過的西人餐飲方式在中國被改造成了一種具有休閒意味和生活情調的中產階層生活方式。於是，“許多大學生們，他們是不進小館子的，就是口袋裡只剩得幾毛車費了，也必要送到西餐館才放得下心。”忻平，同前引書，第366頁。同樣，對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職員以及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來說，看美國影片往往是作為一種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現，作為趕時髦的談資；而放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也較為講究，如規定職員必須穿著整齊，容貌整潔，忠於職守，會用英文，甚至不能吃帶味的東西，不能喝酒等等。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