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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長時，與馬西園是好朋友，於20年代初到奉天創辦“文化清真寺”。為了提高回胞的文化素質，發展民族教育事業，張又於1936年開辦了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學院並親任院長。數年以後，由於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加，學校必須另覓新址。為了籌措經費，張阿訇以奉天為中心，展開了為“回教學院”的募捐活動。回族同胞紛紛響應，但傾沈城回胞之力也只能湊集5萬元，與所需之款相去甚遠。於是，張子文等人來到北京，約請熱心公益的馬連良。

馬連良得知，在當時奉天的南湖風景區附近，有一所日本人辦的日本學校——鍋山女子學園，專門招收日本學生，中國人不但不能就學，而且根本不能靠近。這時日本人已經在“滿洲國”開始實施奴化教育，讓所有中國學生都學日語，妄圖把它當成“滿洲國”的國語。阿訇們擔心地說，將來咱們中國人都不會說中國話了！“回教學院”欲用購置這塊土地的辦法，把日本人趕走，變成中國人辦的中國學校，專門招收中國學生。馬聽後表示大力支援，並決定參與這一義舉。馬連良的父親馬西園向來熱心教門裡的公益事業，雖已去世多年，為教胞公益不遺餘力的傳統一直保持著，加之五位大阿訇遠道前來邀請，盛情難卻，馬連良對去瀋陽演出之事基本應允，具體行程、演出安排等細節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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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慘淡經營（12）

另外，考慮前往瀋陽演出的另一原因就是關內經濟每況愈下，通貨膨脹極其嚴重，生活動盪，民不聊生，戲班的演出收入一直不好。關外以“大劇場、大票價、大包銀”為招徠，吸引名伶前去演出。在這一時期，以生行挑班的名伶如言菊朋、譚富英、李盛藻、李萬春、李少春、奚嘯伯、周信芳、貫大元等都去過了東北，回來後收入頗豐，也使馬連良動了心。在扶風社裡唱戲的有幾十口人，它們分別要供養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要養活上百口人，為了大家的生計起見，也要走一趟。

馬連良決定赴瀋陽籌款演出之事，被在北京主辦《三六九》畫報的朱復昌知道了。《三六九》畫報是當時一本比較流行的刊物，其中部分篇幅報道的都是梨園動態、名伶軼事、戲劇評論，也刊登演員照片。朱復昌以報人的身份與梨園界的人士整天廝混在一起，相互熟稔，大家都把他當朋友對待，沒有戒心。實際上此人已效忠日偽當局，是個十足的文化漢奸，其主要任務就是配合日寇在意識形態方面的政策做宣傳，監視文化藝術界的動態併為其主子出謀劃策。當他把這一訊息彙報給他的頂頭上司、日本人山家少佐時，山家心中不禁大喜。日軍佔領華北之後，在北平設立了一個主管演藝界的機構，名為“華北演藝協會”，其主腦就是山家。因“滿洲國”的“三？一國慶節”即將臨近，此次正逢“建國十週年”，“滿洲國”方面要求“華北演藝協會“找一個高水平的劇團前往新京（長春）做祝賀演出。馬連良的扶風社要去瀋陽為“回教學院”義演這件事，使山家找到了一個可乘之機。正好可以藉此機會移花接木，幫助自己完成任務。

朱復昌作為山家的說客，前往豆腐巷馬宅。表示赴瀋陽義演的一切有關事宜，他願“無私”地大力協助，併為扶風社聯絡了長春和哈爾濱方面的接待戲院及當地有影響力的報刊、雜誌。保證人未到，大洋先到，重金禮聘，高接遠迎，料扶風社此行必然滿載而歸。惟一的條件就是馬上籌備動身，務必於1942年3月1日之前到達長春，以“華北演藝使節團”的身份，做“紀念建國十週年”的祝賀演出。馬連良演了半生“忠孝節義”的戲，他深知此行意義。本來是次簡單的籌款義演，現在已演變成“祝賀演出”，收入可能比以前想象的要多，可“漢奸”的罵名也就從此背上了，這是他當初答應瀋陽阿訇時所未預料到的。

自1941年下半年以來，馬連良在